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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我最后一天，她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当她将支票递给我时，她再次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拥有着那么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孩子们。然后，我就告诉了她关于我的真实情况。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过去失去了我的工作，失去了我所有的金钱和其它的每样事物。所有这些我过去一直相信是能够增加安定生活的筹码。我告诉她我是在怎样漫长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式挣得了这些事物，以致于当我面临失业时，我在两年的时间内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并且寻找其他人来责难；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地从关于美国生活已经变得多么艰辛的新闻报道中来获取安慰，直至我认识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经常是艰难的，而我曾经一直认为我要比那些人们优越；我告诉她唯一变化的事情是坏事情最终开始发生在像我一样的人们身上，而我却曾经那么长期地享有它；我告诉她在我带着自己的家庭渡过难关的整个时间内，我知道了什么是可以为他什1做的最好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最坏的事情，但是我却经常选择最坏的事情，因为它做起来更加容易。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很多年中是一个说谎人，以至于我达到了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说假话的程度。我不是指我们在相互之间说些非恶意的假话，我是指我们对自己本人说假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假话可以追溯到昔日秋天的下午，那时我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我从足球更衣室出来，进入赛场的冰冷光线中。我穿着钉鞋走过停车处。头盔要么戴在头上，要么被我得意地夹在胳膊下。在我去训练场的路上，我从高中同辈面前走过，他们坐在木料商店外面的台阶上，弓着背，抽着他们的香烟，并且用一种厌倦、优越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是像我一样命中注定成为一个小伙儿。他们懂得我所相信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不是真实的。我蔑视他们所戴的鬼一样的太阳镜和狗屎一样的长筒靴，因此我将他们抛到了身后，走上一条通向与之生活不同的道路。 　　他们的名字仍然清晰地记在我的心中。珀西·萨金特、韦恩·拉瓦斯尔、保罗·高德特。然而现在我认为他们是某种夜晚旅行的生还者，过去我不相信这种旅行就在外面，为我准备着。我记起我曾经多么强烈地想和美国共舞；我记起我曾多么渴望相信我可以听到远处为我而奏的乐队，我记起那些在木料商店外的男孩如何已经用手抓住了美国，却又和她一起消失在弗拉明戈大道上。我们都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的美国正蒙着一层新痛苦的外衣。当前，她在她的魔术中仍然能够从帽子中变出兔子来，但后来，魔术师放慢了速度，于是你可以看到她动作中的圈套门和机关。可能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幻灭扩展到了中产阶级。这不是因为幻灭出现了，而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们最终坠落，摔得很惨！ 　　在她农舍的最后一天，我告诉她我可以教她如何修理她的窗户，以防其中一个再次损坏，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她却为之感到高兴。首先她认真地穿上围裙，然后，我们爬楼梯来到了三楼。她选择了一个窗户，在其中一个刨平的木板的边缘上画有铅笔标志和小的印记。我猜想，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当她父亲给她揭示生活将是多么艰难以前，正是在这儿她母亲每个夏天为她测量身高。当她发现了窗户机制的简单性后，她的眼睛闪现出美丽的光芒。一条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金属重物，另一端被接在窗户框上。“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欢呼到。我指出固定装置是由硬铜制成的，就像是优质轮船上的接头配件，并且接口是手工完成的。我站在那儿望着她，同时想象着，在这种麻烦出现之前，她将会感到多么的安全。突然，在我的眼睛中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儿，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们，或者是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她。当我离开时，她正站在下午的阳光里，手中拿着一把锤子。 　　第一章　失业 　　当我被解雇的消息在校园传播出去后，一天早晨，有个学生在课后来找我，并给我讲了事情的状况。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而且招人喜欢。他说他首先感到难过，然后跟我讲明了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先生，但愿天下可爱的人们不再失业。”他说道，晃着他的头。 　　我驳回了这个说法。事情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那么地顺利，以致于我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有着分歧。分歧点在于你如何想象你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个什么样子。我全身心地去和别人握手，做出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人们的喜爱，得以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不再坠落。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那是1992年早春三月，我41岁，已婚，有着3个7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第四个孩子将要在6月出生。我们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很大，我们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那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 　　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自从我离开缅因州的班格尔，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依靠一份足球奖学金到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特别地位奖学金上了研究生。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我是在路上行进，留在身后的是我的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美国穷光蛋工人，薪水很低，没有雄心壮志，星期六晚上呆在劳伦斯·韦尔克酒吧，一年休息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们，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一旦我的年龄大得足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时，我就开始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个人逃离一场火灾。 　　我从不回头。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我去参加工作面试，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来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怎样的价值，并听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科尔格特大学英语系的一份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缅因州大学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后者的薪水比我退休的两个叔叔的总收入还要多。那时候电视上还播放着一个傻乎乎的商业广告：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子快速跑过一块梦幻般的绿地，笑得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对自己的新型除臭香皂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在科尔格特大学校园中拍摄的。当我们在1989年8月下旬抵达时，这里的草坪和运动场像爱尔兰似的青葱茂盛。我的学生亲切地将这个地方称作“科尔格特营地”或者“科尔格特乡村俱乐部”，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拥有滑雪斜坡，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它；是因为这里有墙球运动场和美丽的室内网球场；或者是因为这里有可赢得奖金的18洞的高尔夫球道以及飞耙射击场，后者仅离学校一小段自行车的路程；或者因为这个大学在美国学术界排名在法学院中的前20位；或者因为根据每平均人口的饮酒消耗量，科尔格特被赞为是全国最好的舞会学校。 　　我自己选择科尔格特大学的原因不是特别显著：它可能不是一个长青藤联盟学校，但是它正好和长青藤学校相濒；临，在那一墙相隔的外面可能有着另一份好工作；同时那儿也有一长串的优惠条件：我可以支配几千美元，让图书馆为我定购我所想要的书籍；我们可以回到沙拉奈克湖，作为一个家庭在那里度过周末，并且叫人为我们准备饭菜；我可以利用一个低利息的贷款，在城市中购买一所房子，离校园仅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还可以得到夏季教学项目约三千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的话，还配给我已经付薪的学生助教；这里有慷慨大方的健康、牙齿和生命保障计划；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退休养老金计划，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增大；对于我妻子来说，可以免费进行她的硕士教育；对于我的四个孩子来说，可以去上美国的任何大学；我在校园书店内买书可以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新的麦金托什计算机系统；在三年教学之后，我可以得到周期性的休假，工资照付不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圣诞节有5个星期的寒假，在开春时有十天的休息，暑假有三个月，这加起来大约是18个星期，如果再加上每个星期的两个非工作日，又是额外的10个星期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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