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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亲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亲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些课文中寻找一些让我在学生面前表现得更聪明的东西,在聚会中说的话。我想象着教务的妻子上床后回忆说,“噢,你知道英语系那个诙谐、有魅力的年轻人吗?”

  我从厨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检查我所有的书,分开我在里面写过东西的。但是很快我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垃圾袋,还有十余本上课用的笔记本。

  早晨借着第一缕光亮我就开车到了雅茅斯的垃圾点。我是第一个开车到那儿的人,在门外等着开门。“那是什么?”一个掌管添坑的没牙的男子问。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说。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边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开那个。”他说。我打开了,当我告诉他里面全是书时,他叫我带它们去山顶,那里矮灌木火正在闷烧。

  没有把袋子整个地丢到火里,我打开每一个袋子一次扔一本书。一大堆塞尔尤贝克的目录本在灰烬里闷烧着,我把我的书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尔维尔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红字》,《推销员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读着俄亥俄州那个孩子记住的那些段落。我读到了查理那个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给他一份工作来挽救他。威利太骄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诉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说:“没有报酬?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记得我关于这几行字写的课堂笔记,我是怎样结束的那堂课,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他们祷告著有一天能拥有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们如此热爱以致于他们会不要报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为此对自己一直很满意,但是现在我读这些话时,我看见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骗子,站在学生面前,描画着一个局外者的对生活的浪漫图画,而对这种生活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天的邮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绝信。我看完它们,把它们丢在了厨房柜子上。

  第十章 卖孩子

  每一次我看着科伦,我就想她的衣服开始变大了。每次怀孕,她鼻梁上都会出现一道小斑点,一天早晨她躺在床上睡觉,我看见了那些小斑点的隐约轮廓,我给一家要领养孩子的夫妇打了个电话。

  我用的是唐纳太利餐馆外的市内电话,我说了实情,只是对我的名字、我住的地方撒了个小谎。那个女人有一种很甜的声音。“我们非常欢迎你和你妻子来吃正餐。”她说。

  吃正餐。

  “等等,艾德蒙德去楼上去接电话。”她说。

  他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艾德蒙德。非常高兴跟你说话。你和妻子愿意来吃午饭吗?”

  “我已邀请他们来吃正餐了,亲爱的。”他妻子说。

  他开始道歉。

  “我可以来喝咖啡。”我说。

  “噢,是的,”她说,“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我将一个小时后到那。她开始给我指示她们家的方位,但是由于迫不及待,她竟无法从我出发的雅茅斯图书馆找到一条路。“这样吧,亲爱的,”她丈夫温柔地说,“你挂断电话,我来说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没有合适的衣服。我穿着拳击短裤,在卧室的高镜子前试着衣服。电话里那对夫妇友好的声音让我感到放松一些。我想第一次见面我们可能会谈到钱。某个差不多的数目,所以我把这笔钱也记入到预算中。科伦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仅是一个大家庭,并且有机会呆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开始上学。在我认识她的十年里,她从没向我要求过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梦想在我出现之前一直是适合的。我们见面时,她仍在上学。作为一个专职学生她有三份工作,这样她不会负债毕业了,因为那些债迫使她把她的青春花费在工作上,而不是生孩子。最后我穿上我的那种旧的打褶的蓝色牛仔服,决定告诉那对夫妇我一直在园子里工作。我只能坐几分钟,因为我不得不回家,完成修剪草地的活儿。

  当我走出厨房,怀里抱着卡勒,科伦正坐在走廊上给内尔梳头发。我告诉她我要去城里给收割机加油。“我要带卡勒去兜风。”

  “那好啊,”科伦说,“亲亲我们,再见吧!”

  我弯腰亲亲她们两个。

  “噢,等等,”科伦说:“亲爱的,你脸上弄了些什么?你不能这样跟爸爸出去,看起来像个挖泥坑的”。

  我告诉她没关系,但是她还是进了屋拿来一条湿毛巾。她擦着卡勒的脸,梳理着她的头发。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来会有一天,可能一个月、一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告诉科伦,我是多么伤痛地看着她把卡勒打扮得漂漂亮亮,而卡勒却是我自私计划中无辜的交易品;我是怎样感受到某种东西在我身上消失,某种我无法名状的东西。我站在那里,尽可能长些时间,然后我从她手里接过梳子,梳梳我的头顶。“我看起来还行吧!”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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