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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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第十二章　消磨　　在那个秋天，每天早晨的波士顿环球报上都登载着这样一些消息：一个10岁的女孩在家人熟睡的漆黑深夜被人从家中绑架并窒息而死；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天主教徒因性虐待而被审查；一个16岁的男孩受到审讯，他为了他带帽子的运动衣而谋杀了一个同班同学；一个著名的心脏病学家被指控，他从一个非盈利的试验室里抽调四百万美元用于购置现代艺术品和摆放艺术品的府邸。如此种种，我想，这些可怕的事件使人们白天闪闪躲躲、晚上则锁在家里看租来的电影。然而，一天早晨，我生好火，看到手边的求助专栏上高兴地告诉众人说，从自动化工厂退出来的美国工人现在愉快地呆在联邦监狱中，之后，我看见房间那头的杰克正坐在离电视屏幕一英寸远的地方看《情人》。就那么一会儿，但我马上肯定地感到有些东西正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比工作或者金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穿上你的靴子和大衣，小家伙，”我对杰克说，“我们出门去。” 　　他以为我们是到海边去，我们这几天在那里割了些从隘口处运来抓龙虾的鱼网，要把它们缝起来做我们车库里正建设中的冰球门。但我转身背对着大海时，他大叫起来：“你走错方向了，爸爸。”我转过身来看着他，这个五岁的孩子，有一头白发，胶靴穿错了脚，嘴角处挂着烤面包的凝胶。我大声笑起来，一把将他从地上晃到我的肩膀上。我们走到通道的尽头，穿过大道，在篱笆下匍匐爬行，爬进了围绕着高尔夫球场的灌木丛中。“你带路。”我说。我们穿过了四处立着绝对禁止穿行牌子的地方，又爬过了另一处篱笆，最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高尔夫球道。这是一个棒极了的高尔夫球场，拥有它的富人们已按照他们取夏日别墅名的方式给每一个球洞都命了名。像老房子、沙丘、沼泽地这样的名字。草地绿得就像漆过的一样，球道的两边就我们能看到的而言是成千上万的高大的挪威云杉，它们直冲云宵。树的远方是大海。除了这个地方令人窒息的美丽，杰克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远方低矮的蓝天下出现了两辆高尔夫球车。“那儿，”我对他耳语，“不要弄出一点声音。”它们悄无声息地在球道上移动，就像小船滑动在翠绿色的湖面上似的。他们直直地向我们这边过来。我看见杰克盯着他们。　　高尔夫球手们把球车停在靠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可以闻到他们的雪茄烟味、听到他们的谈话声。我用胳膊环绕着杰克。我们平卧在地上，面向着灌木和松针。我等到四个男人都击完球后，便把头抬高到足以看见一对红裤腿走过去的高度。我用手捂着杰克的嘴，当他惊恐地看着我的眼睛时，我对他扮了个鬼脸让他放心。　　他们走了后，我们爬出了灌木丛，像战争之中小心翼翼的幸存者一样出现在球座上。我为杰克放哨，让他在洗球器上玩了一会儿后便结束了这一天，回家去了。　　几天后，我们返回到高尔夫球场上。我们发现靠近第九球座的地面上立着一座小石碑。在我看清石碑上刻的青铜色文字前，一个四人组出现在球道的开端处。我扑进灌木丛里，杰克扑在我的上面，开心地笑着。我们看见一个戴着浅蓝色贝雷帽的胖男人将球击进了灌木丛中，然后趁同伴没有注意又抓起第二个球直击到球道上，装着没有击过第一个球的样子。“这肥屁股家伙在要滑头，”我轻声说。“永远都不要欺骗，否则你看起来会像肥屁股先生这样可怜。” 　　当我拉着杰克的手跑过灌木丛时，他们仍然离我们有两百码远，正慢慢地走向草地。我思忖着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击一下这些高尔夫球手，没准儿我们运气好，能找到一个球。事实上，我们捡到了三个球，我扔了一个到草地上，离球洞只有几英尺远。我们又藏起来，听着四个高尔夫球手试图搞清楚这多余的一个球是从什么地方、由谁耍滑头击出的，这真有意思极了。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像玩笑一样。我们很快便发现大多数打高尔夫的人都在要滑头，他们的伎俩看起来令人捧腹。我认为我并没有刻意破坏之意；这只不过是又有了开心大笑的机会罢了。上帝啊，看见一个成年男人奋力挥拍却击了一个臭球，球只落在了离他的钉鞋几英尺远的地方，这实在很来劲、很好笑。　　第二天，我和杰克回到石碑处。我给他念上面的青铜文字：1713.6.24.，乔赛亚：一个伟大的反印第安战士，和18个男人一起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在这儿被印第安人杀害。在我们回家吃饭前，我们以在高尔夫球场上被杀害的印第安人、而不是石碑上纪念的白人的名义做了两张弓和十支箭。从那以后，我和杰克就作为印第安勇士回来收复我们被白人强占去的领土。所有坐在球车上的高尔夫球手都是骑兵。步行者是雇佣兵，他们身后拉着的高尔夫球棒是小型火炮。我们是反抗他们的人。我和杰克反对那些掌管这个国家事务的人、反对那些权利和特权的继承者、反对那些致力于维持现有秩序的人。在我一生都在试图取悦于这些人后，再回来搞乱他们的高尔夫球赛是很有趣的事。每天早晨，我们把爱琳和内尔送上公共汽车后，就径直到高尔夫球场去。有些早晨，我们能捡到三十多个球，口袋胀得鼓鼓囊囊地回家。有些球上写着远至加利福利亚和佛罗里达的保险公司、股票代理商和度假旅店的花押商标。我们把它们作为送给杰克姥爷的圣诞礼物留起来。　　杰克出了个主意，建议把这些有花押字的球都看成是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别人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财产，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这样的球，我们就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并发出印第安勇士似的号叫。他是一个好战士，从不抱怨寒冷的天气或荆棘或第七草场后的沼泽地，他在那儿曾有两次掉了靴子。在我还没有找到另一个付给我们一个球一美元的高尔夫球场前，杰克开始反抗了。我开始拼命地催他，当他松懈时，我便站在地毯上叫他。一个星期一百个球正好够我们支付我们的购物费，如果我们每天出去四个小时并坚持工作的话，状况好时我们就能找到一百个球去卖。　　“可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球送给姥爷，”当我把花押球放进我的商储袋中准备去卖时，他闷闷不乐地说。　　“这周我们需要它们来凑足一百个，”我说，一边把球拿了出来。　　“这不公平。”他说。　　他和他妈妈在家呆了几天，我一个人到高尔夫球场去，我发现他的陪伴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　　那年长长的秋末就被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消磨掉了，在那里，杰克看起来和我一样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开心。从工作中得到的乐趣越多，我们行动的规则就越复杂精细。我们绝不会突然跑出灌木丛，在不能肯定没有高尔夫球手时，即使球清楚地在眼前我们也不会贸然走到球后。一般情况下，我放哨，杰克则冲进球道、捡起球、又冲回灌木丛。有时，球还是热的，像我们从鸡窝里偷出的鸡蛋似的。任何高尔夫球车都是警戒的信号，但后面没有球棒的球车则是因为球场上的麻烦而来搜寻的人。学会躲开这些执法者和高尔夫球手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藏在灌木丛里是一回事，但要完全地隐蔽好同时又眼观八方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从一次艰难的遭遇中领教到这一点的。那天早晨，我们去追逐一个高尔夫球手从六座三号地打出的球，那球落在离我们的藏身之地不到五十英尺的灌木丛里。当我们去搜寻它时，那个高尔夫球手和他的同伴朝我们走过来了，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得多，我们躲在松树下时看不见他们。当其中的一个人坐在离我们的头三英尺远的树上时，我们已没有时间跑开了。　　一天早晨，我们捡到一个印有中断我们汽车合同的保险公司名字的花押球。我把它扔进了海里。另一次，一个女高尔夫球手走进灌木丛，脱下内裤，在离我们三十英尺的地方小便。我用手蒙住杰克的眼睛并闭上了我的双眼。　　最后，我们发现高尔夫球手们使用沙丘来规划驾驶范围。沿着整个海岸线，都立着一些标志，禁止人们在沙丘上行走，以便保护脆弱的绿草，那些绿草从小芽中发出来，沙是唯一能防止侵蚀的东西。从那以后，和敌人周旋的活动规则就改变了。我开始随身带着高尔夫球棒去打球，我走出灌木丛，在球场上击球，就像我有权这么做似的。我们不再躲着球场管理者，相反，我们开始寻找他们。当大型割草机上的家伙背对着我们在球道上时，我会站起来，击球飞过他的头顶，然后缩进灌木丛看他猛然转动头颅的样子。一天早晨，当四个男人到达四号场地时，我和杰克把十支箭都射到了草地上。有两个人停下来站直了。“怎么回事？”我们听到一个人说。我肯定地认为他将回到灌木丛中来找我们。把箭射到草地上成为我们最喜欢的破坏活动，但太多了后，那些高尔夫球手们就没有反应了，只是把箭拔出草地，就像印第安人的暴动在这个地方依然很平常一样。但有一次，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踢出了草地上的箭，他的衣服白得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厨师，我听见他说：“我诅咒那些该死的流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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