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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那天晚些时，我带着四个孩子到瓦尔一马特店去买木工带，我在他们面前试了试，给他们看装卷尺和刀的皮包、装钉子的袋子和夹锤子的夹子。我们让卡勒骑在机器马上。当我给爱琳一些25美分的硬币买胶球机时，我看见她的惊奇；几个月来，我都努力地想说服她我们并不穷，只是破产了，现在，我想让她看我花钱。我们一回家，我就到厨房里拿出放在壁橱里一个玻璃罐子中的食品券。那天晚上，我当着爱琳的面把它们扔进壁炉里。她问我：“到底是谁替我们买的那些食品券呢？”我告诉她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买的。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挣钱，”我说，“他们应该帮助那些没有挣钱的人，这样才公平。”我看见她试图搞清这件事。我几乎可以看见15年以后，她在路上对她的丈夫重述这一情景，这个投资银行家嬉笑着对她说：“宝贝，毫无疑问，你们这些家伙总是这么穷。你的老父亲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这是对他——她未来的丈夫而言的，我长时间的坚持着，试图让我的女儿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幸运的人帮助不幸的人是使公民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办法。 　　“反正，”她轻柔的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再使用它们了。” 　　“好的，”我说，“不过，想一想。如果你的妹妹内尔饿了，而她又无法买食物，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你会给她买食物吗？” 　　她转了转眼珠说：“得了，你该一直有工作，就是这样。” 　　早晨六点，我沏了一壶热茶，做了两盘花生酱和两个果冻三明治，然后穿上我所有暖和的衣服——内衣、长套头衫、两双羊毛袜、高领绒套衫、扣到脖子处的棉衬衣、牛仔裤、法兰呢衬衣和羊毛衫。穿衣服花掉的时间和我打冰球时穿衣服的时间一样长。我在最外面穿上了厚厚的被子似的大衣，那是我岳父在南波特兰码头上工作时穿的。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双薄得可以抓锤子和钉子的鲜黄色棉手套看起来仍然相当暖和，它是我在商储店里花2.29美元买来的，6点30分，我的腰间挂着空木工带离开了家。外面的天气比昨天还冷。海滩上的沙地冻得和水泥地一样坚硬。我穿着我唯一的靴子，一双惠灵顿长靴，可当我走过沙滩到达大路上时，我感觉到我的脚趾都冻麻木了。 　　从海角的顶部来看，六英里北的蓝姆岛漂浮在暗红色的光亮中。在捕鱼通道外，一小队渔船驶向大海。 　　我从一个烟囱的窗挺开端处走进房子里。我好像站在有着拱顶、高墙和又长又宽的地板的倒塌的大教堂里。冲击的海浪和压迫着未完工的墙上的带锯齿的黑色岩石、敞开的屋顶上冻僵的天空，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正在发生战争的感觉。这房子本身正处于这样的舞台上，它看起来好像一座建筑中被推倒了的房子。 　　正当我用锯屑擦我的木工带试图使它看起来旧一点时，拉里到了。他下了红色福特卡车，一手拿着一壶咖啡，另一手拿着帆布提包。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一卷蓝图。他叹息着这好天气，举了举咖啡壶给我了声招呼，他问我是否没有好一点的靴子。 　　“我想把这厚木板弄上去。”他说，把每样东西都放在胶合地板上。我看了一眼。300磅。从我弄碎了背上的一片椎间盘后，科伦的妈妈，一个护士，就给我上了关于伸展练习的一课，但我是一个未开化的老运动员，我相信，伸展运动是那些沿路边跑步的自以为是的长跑运动员或穿得像朝臣的自行车运动员们做的事。 　　我紧张地盯着木板。拉里解释着要把它弄到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如何一起把它举在头上，一次一头，它将是件容易事。他重复了他的计划，然后停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木板。当我们各就各位时，他告诉我有关一本书的事，他每晚给他的女儿们读这本书。“全是讲伐木工的，你知道吗？”我们肩并肩地站着，一起弯下身，分三步举起木板，先到腰部，再到肩上。“推！他们过去是怎么在河上移动木头的，又是怎么切成木条的。很棒。”慢慢地，我们带着木板爬梯子。“放松，放松。每天晚上，我说：‘好吧，今晚你们希望我念哪本书，姑娘们？’她们还没回答，我就拿出了伐木工的书——‘这本怎么样，姑娘们？’好，现在数三下。你们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我们把一端放在了墙上，它将被钉进去，地板在它的上面。“在它把我们砸了以前，钉住它。”拉里呻吟道。他在我的上面，一脚踩在梯子上，用他的肩膀和头压着木板。我不知该干什么。最后，他看着我。“你带了钉子吗？”他吼道。 　　“我没有带任何工具。”我说。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见我空空的木工带。“我以为你只是要我带上我的腰带。”我说。 　　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告诉我不必带工具时，指的是电动工具，而当我撒谎说我有木工带时，他没想到我指的是如同我在演戏时拿的道具一样无用的空木工带。这个时刻，你会希望你能收回这件事，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我领了一把卷尺、一把锤子、两个凿子、一把刀和一支铅笔。我把它们装到皮带里，学着其他人的样子，我把带子像枪手的枪套一样栓在臀部上。在那天结束时，我没有把它挂起来，而是让它保持在原处，套上外衣走回家中。当我走进厨房时，每个人都在吃晚餐，我把大衣扔到椅子上，随意地解开带子，好像我工作中一直戴着它似的，我看见他们的眼睛都睁大了。 　　我第一次去垃圾站，几个男人排队等着，抽着烟靠着他们的运货卡车，当我告诉他们我在普鲁兹隘口工作时，我了解到了这座别墅的历史。其中的一个家伙，一个脸长得像斧子一样坚硬的屋顶工，对我说他夏天时曾到那儿找工作，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一天早晨，他从1号公路的面包店里的两个木工处了解到，从一个年轻的律师买下一块地皮起，这别墅就给夏日的人们带来了麻烦，普鲁兹隘口的每个人都相信这是一块不能开发的为野兽保留的活动地区。整个夏天，这个购买者都走在狭窄的路上，努力想让他的房子建起来，以免永远遭到他邻居们的厌烦。 　　垃圾站旁的家伙们都笑起来。一个戴着红袜帽的灰头发漆工说，他春天时在普鲁兹隘口别墅的一处做工，每天早晨六点在电动大门处和老板相见，老板不把电门的密码告诉他。“我知道那号码是14—9—2，”他不屑地说，“但我并不介意把那家伙从床上拉起来。14—9—2，”他说，晃着脑袋，“好像是他们发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似的。” 　　我告诉他号码的新组合是6—6—4—4。 　　“预定开始日。”他马上说，又晃晃头。 　　我没有明白。 　　我和比利一起工作了三天，给别墅的后部涂上一些聚酯材料，代替温和得多的涂有焦油的防雨纸，给我的感觉正像我曾有的一条喇叭裤。产品的名字是TyPAR，每个字母有4英尺大，所以，在外墙还没覆盖上前，别墅的每间屋子就是聚酯制造商的大幅广告牌。一整卷重55磅。我们在两架梯子上彼此间来回传递着聚酯卷，把它用耐用钉钉在胶合板上，发出梆梆梆梆的声音，比利在我们工作的全部时间里都在模仿这声音。据介绍，他是拉里的合伙人，我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他不能肯定我是否值拉里许诺给我的1小时15美元。我从垃圾站的一个人那里听说，他成长于挨着肯尼邦克的海边，在那里，他和布什校长的女儿相遇并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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