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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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比利是一个高中冰球队的教练，他周五时要去训练而不工作。在他爬下他的梯子以前，他叫我收工前在东墙上钉好最后一块胶合板。我自己？他离开时，我想。我拿着一块四乘八的胶合板爬梯子，试了三次才爬上去，但当我爬到顶部时，我的胳膊都麻了，我不得不扔下板子重新来。我花的时间太长了，当我终于把胶合板拿上梯于、到了脚手架上时，其他人都回家去了，天已快黑了。在我身下40英尺的地方，海浪猛击着花岗岩悬崖，含盐的浪花拍打着别墅。我脚下的木条已冻上了冰。就在我举起木条上的胶合板要把它放在恰当的地方时，风卷起了板子的一个角，使我转了个圈。我用左手抓住脚手架的铁条，紧紧地抓着。我在想，以上帝的名义，比利或其他任何一个真正的木工如何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血液流出我的胳膊，在我的背上有像冰冷的火花似的刺痛。我听着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感受着寒风的洗涤，我的心中充满了光亮。一年多了，我有种我在退缩的感觉，而现在，我觉得我已抵达了我想到达的地方。我想，我要做的就是向后轻轻地蹲在我的脚后跟上，让寒风包围我和胶合板，我将升到冬季的天空中，从所有事情中解脱出来。就是这样。我家现在就在这别墅里，它的后面有一条带屏风的走廊。我要让它面向海滩。我开始想象着，在夏天的晚上，我和科伦还有孩子们一起睡在像那个一样带屏风的走廊里，那是多么美好啊。我在脑海里建造着这条走廊，然后又造了一遍，直到我把胶合板钉好后爬下了脚手架。　　我们有六个人在做工，但这房子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一整天都看不见对方，拉里坚持说，只要可能，我们15分钟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和1小时的午饭时间都要在一起。他常煮咖啡，发出里贝尔①似的喊叫：“咖啡诶诶诶诶诶诶诶！”这在轰隆的电动工具声、推土机声和反铲声中也能听见。我们是他的队员，他希望我们彼此尊重。有一次，我匆匆走过一个人身边回到我正反修的二楼阳台上。拉里看见了，他从三层楼上爬下来。“你不能只是走过别人身旁，”他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①里贝尔；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士兵的称号。——译者注　　我们在地下室里一个木工们建造的临时代用房里休息，房间由有门窗挺和有黄色玻璃纤维隔热层的房顶构成，房顶上盖着透明塑料布。两溜四英尺长的电热板沿水泥地板挂放着，还有一个灯泡在天花板的中间晃来晃去。房间的大小大致和一间普通的厨房差不多，我们六个人呆在里面，再加上一张匆忙做成用来放工具的大桌子和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上面放着电话、对讲机和一卷图纸。门口有另一张透明塑料布，底部用木头压着。我们一进屋就脱下外衣，这样我们就不会出汗，返回室外时也会感到暖和。有时，我们坐在那儿像和尚一样沉默，低着头，我们每个人都冷得全身发木，不想说话。开始时当我的身体试图习惯寒冷时，我坐在那里强迫自己保持警醒的状态，努力默念着我还没有、但工作回家后可能会收到回信的47所大学的名字。　　我把这个地方看作小型更衣室，属于那种男性避难所，在这种地方我们听到枪声还没有听到女人的声音那样吃惊。在这个房间里，我逐渐了解了他们，当他们就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彼此商量时，在水泥地板上用铅笔画图做解释时，或者聚集在蓝图周围时，我都仔细的听着。呆在更衣室的时间是八小时工作中唯一的停工时间，但他们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本能的知道工作是多么的庞杂，如果想按时完工时间是多么不能浪费。　　罗博25岁，是一个强壮而出色的木工，他有着滑雪运动员般粗犷而漂亮的外型，他吃他岳母做的法国饭菜，把它装在容器里带来，用木头碎片垫着放在地板上的加热器上，这样，他的食物到中午时还是热的。他曾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他温柔地谈到很久以前和他父亲一起打猎和捕鱼的经历。他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应对他们的生活负责，在发薪日，从他打开他的支票看他交了多少税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情就总是糟透了。　　马克是一个虎背熊腰的高个子男人，也是二十几岁。在他结婚并自学建筑以前，他曾周游过全国并想上大学。他耐心而说话温柔，有着一个将在圣诞舞会上自愿担当圣诞老人的可爱性格。他的特长是精细地完成工作，比如说做橱柜和家具，而且，他有着如此真实和准确的眼睛，当我们做平衡和测量工作时，我们都依赖他。　　卢克，正年届三十，把他在凯尼恩大学的文科教育都用来学习如何与铁、木头、混凝土、电、泵、引擎、爆炸物和重型建筑设备打交道了，他的知识为他在员工里赢来了唯一的头衔——项目负责人。更衣室里的书桌属于他，他所有的时间都呆在那儿，了解新的建筑材料和设备，那是我们其余的人都只能梦想的温暖之地。他有着电影明星般的好看的外表，穿着极其漂亮的服装，这有助于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划出界限。　　盖伊，一个50出头的害羞的法国籍加拿大人，驾驶着一辆古老的淡蓝色敞篷车，上面塞满了一个人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东西，包括他带来的午餐沙丁鱼。他是一个巡回木工，有一双灰白色的、思索的眼睛，他有着惊人的渊博的知识，别人就像请教乡村医生一样请教他。　　比利三十好几了，有悲哀的眼睛，沉默寡言，像公牛一样强壮。70年代末，在波士顿大学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他在那里打冰球，然后，他应邀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奥林匹克选拔赛，他所在的队击败了上界冠军俄国队而夺回了金牌。　　拉里有着拉雪橇的狗的心脏，他的工作超过了任何人，我们全都对他感到惊异。他34岁，除非他满头满脸都是汗和灰，他是不会真正地开心的，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十分渴望快点喝完咖啡，如果有人正好送给他适合的工具的话，他就像要出去做一个开膛手术似的。作为一个威克林业学校的毕业生，他只有在被迫做图纸工作时才会失去对工程的耐心和感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出生在电发明之前的年代更让他满意的事了，那样，每项任务都会艰难些。　　我是这儿的新手，在更衣室里，我因为是一个教授而被人们取笑。我一早都在做油漆的工作，干完后，我来到更衣室吃午饭。“你漆了什么？”马克问。　　“车库门。”我说。　　“你在门上得到什么了吗？”他说。　　他们常常取笑我的靴子。他们把它称为骑马靴。“你今天把马留在哪里了，教授！……我打赌你需要一双那样的高筒靴去上课。” 　　我的靴子是凯尔那天停在我旁边问好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它们适合于高尔夫球场，但穿着这样的靴子你是无法过冬的。”他说。我在运木头，为了和他说话，我放慢了工作的速度。他告诉我他早晨去看医生了，因为他小便时有毛病。　　“你老了，就得停止工作。”他笑着说。他知道拉里，相信他是那种将拯救美国的人。“他信任手下，”他告诉我，“他会付给你们他薪水一半的钱，夏天时他带着剩下的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因为这是对的，即使这会花掉他一些钱。” 　　一天，在更衣室里卢克对我说：“一旦你开始盖房顶，我们就必须在你进来喝咖啡前刮掉你身上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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