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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比利听见后开始模仿钉木顶板的声音——“叮当、叮当。”有人说，“希望你找到好点的靴子。”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害怕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盼望那项工作。三星期后，我完全显示出我所有的不足，现在我大多数的日子做的工作都是把木屑扫成堆、把木屑堆放进垃圾罐、把垃圾罐拖到拉里的卡车上、然后驾驶卡车运到垃圾站。不管拉里多少次地告诉我我所做的工作有多好，让工作地点保持干净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反映了一个公司的形象，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一个1小时15美元的垃圾工，偶尔会做一些运木头和把钉子拔出木板的工作，而且，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冷、衣服和别人的一样脏，但当我到更衣室喝咖啡休息时，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总是看着比利，心里盘算着，他不和我说话是因为他在建一座房子，他还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是多么讨厌。这就像站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冰冷的风中读一本书，卡车呼啸而过，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试图在喧闹和寒冷中抓住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然而，读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仍然没有开始。我坚持寻找着我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向前运动着的、将加到这座房屋里的东西。然而事与愿违，我数小时地砍切着我不钉的木板，在一天结束后，我把不要的木头堆成堆。我远没有处于整个运作的逻辑中，以至于我没有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造两座房屋。一天，我曾问过盖伊关于通道旁汽车道上正建造中的漂亮房子的事，我以为那是邻居的房子。它已架构好并修饰过了，似乎除了门、窗户和侧板就要完工了。“那儿？”盖伊说，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门房。你知道，车库。—— 　　麻烦在于，每当给我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我都要出错。有四天，我在地下室里工作，加固地板托梁。托梁是2乘12的规格，每隔14英寸就有一块，它们必须用木条来加固。我总是锯得太长或太短。最后，我放弃了电锯，用手来做。每次，当地下室的门打开，光线从外面像长长的隧道尽头的光一样射进来时，我就丢掉手锯，装着像使用电锯似的。这工作应两天做完，我做了五天。而且。我每天都冷得发木，潮气从我的脚底渗进骨头里，所以当我回家时，我觉得我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 　　房子正在建造，证据就在我的眼前，为了完成拉里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在那里每天10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但我正等待着我想象中意大利石工每晚回家时的那种意图和满足。这儿有三个我把他们看作是父亲、儿子和神圣的祖父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建造围绕地基的花岗岩墙。每天早晨，他们在一辆卡车上到来，最年轻的那个人在车后。老人先下来，直接走到大堆的石头处，他站在那儿，直到另两个人走到他后面。然后，好像他在睡梦中已梦见了石头的形状似的，他盯着石堆，慢慢地指出那些他认为放在一起会适合他们当天将要工作的围墙部分的石头。较年轻的男人，他的儿子和孙子，把那些石头收集起来，慢慢地移到脚手架下，他们在那儿工作到黄昏。还有几桶水泥得升上去，每当我看他们时，都觉得这是最难受的工作，这使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多么的舒适。在早晨最初的几缕晨光中，当他们拿起他们的泥刀时，我看见圣徒圣克里斯托弗①的大奖章在闪烁光芒。我想知道，在他们一块一块地放石头时，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边工作边听着录音机上传出的好听的歌曲。汽车牌照上写着“麦克和麦瑟”，每天中午，我看见麦克驾车离开，一小时后又回来。 　　①圣克里斯托弗：生于三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教殉教者。——译者注 　　不久之后，我认识到，我如此仔细地观察麦克是因为他像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我害怕变成那样的人。但我怕的是什么？沉闷单调的工作？追求女人时竞争不过一个打着丝质领带的男人？或者和渴望的不超过一个搅拌水泥的男人的女人结婚？在我还是我父亲的小儿子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住在50年代典型的、肩并肩靠着的相同的房子里，母亲们一头卷发。我们的父辈理着帕特·布恩似的发型、当他们在户外做着季节性的杂活，耙地、割草、油漆。铲雪时，他们的嘴里哼着大型乐队的摇滚乐旋律。他们首先是工作的人，这高于一切，所以，他们的夏季旅行，他们的新车，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地下室——所有一切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东西，都尽可能地服从于工作。他们把工作作为生活，没有一个人谈论有关焦虑、家庭暴力或酗酒的问题。当然，这些肯定存在着，在街上，在隔壁，在过道，然而，那是一个隐藏自己的痛苦而不是把它作为娱乐卖给欧普拉的时代。在我的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是一群疲倦的男人，他们完工后穿上白色T恤衫喝啤酒，他们的肌肉泛着光。 　　一天中午，看着麦克钻进卡车回家吃午饭，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每年夏天，伯克先生都要到纽约州北部的手指湖渡两周的假。总是八月里相同的两周，总是相同的湖，相同的小屋。就像一个船长，他每次旅行都记有日记，每年夏天他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离家，在库柏镇的棒球名誉会馆刚好停留二小时，沿途在相同的加油站和餐馆停留，并只停留和前一年夏天一样长的时间。他努力踩着前一年、前八年夏天的钟点来行事。我记得那是六年级时，我和他儿子在放学回家的途中，停下来往铁水塔里扔石子，当时他儿子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一定和我已有的关于这些男人的一些看法不谋而合。摩尔斯先生的后院有一个池子（不是那种陷进地里的真池子，而是一张金属栅栏，悲哀地躺在地上），有人偷了他池子上的家具后，他便开始在晚上把脸涂黑、把鞋擦亮，等在灌木后。阿德曼先生在他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拳击袋，有一次我们去侦察他，他用所有的力气将拳头击在凳子上，他抓住了我们。“从这儿滚出去！”他对我们大声尖叫。亚瑟·克罗斯比的父亲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像火腿一样被绳子绑着的小个子日本男人，正被世界另一边的一队美国士兵拿去喂蟒蛇。那男人只穿着内衣内裤，在他脸上你能看到的只有恐惧。保拉·埃德蒙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车库的玻璃，她父亲用羽毛球拍打她的头，球拍都打烂了。我恨他们所有的人，肯定地感觉到我比他们好、比他们机敏，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困守在他们的牧房里，他们小小的草坪里。牧房——还有什么房子不比这些可怜的、用钉子钉在一起的、可替换的盒子们更像牧房？这是一个由文化人起的名字，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像牛仔，像真正的个人。傻瓜。我把他们看成傻瓜。他们到我们用砖围成的小学校来开家长晚会，参观防放射性的房间，他们是如此的无知，居然相信在核战争爆发时，他们的孩子躲在教室里的课桌下就能幸免于难。 　　我不明白为什么挖掘工人要挖一个巨大的洞，这洞深四英尺、宽八英尺，横穿房前的整个地基墙，但每天晚上洞里都装满了从沼泽地里过来的水，我的工作是一来上班就爬下洞里打开水泵。一天早晨，我在一边滑下去，把冰凿破，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打开水泵，然后回家换干衣服，我从高尔夫球场抄近道，以免被别的来、工作的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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