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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热内编年小传


  1910~1915

  让·热内(Jean Genet)生于1910年12月19日,巴黎阿萨斯街89号公共救济院塔尔尼埃医院。母亲卡米耶·加布里埃尔·热内,时年22岁,单身,自称是“女管家”。当时父亲健在,但“不留姓名”。

  7个月后,即1911年7月18日,母亲将孩子抛弃在育婴堂,从此一去无消息,不曾回头看望亲生儿子。

  同年7月30日,让·热内被一家姓雷尼埃的乡村小工匠收养,家住莫尔旺山区的阿里尼村(Alligny-en-Morvan),后来,作家在小说《鲜花圣母》中提到这里。养父母承诺将他养到13岁。他有幸得到一位奶妈的看护,奶妈使他从小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并加入了阿里尼教堂的唱诗班。

  1916~1923

  1916年9月,让·热内进入地区学校读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但有一次教学活动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很大。60年后,作家在一次会见中谈及此事。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法国人,就不是村里人。我知道这事的方式简直幼稚之极,愚蠢之极。事情是这样的:老师要求写一篇小作文,每个同学都要描写他自己的住屋……根据老师的评价,我的描写最精彩。他大声向全班朗读了我的文章,但所有的同学都耻笑我,说:‘可这不是他的屋子,他是一个捡来的弃儿。’我顿时感到心被挖空了,蒙受了奇耻大辱……哦!话虽不太厉害,但我恨法国。岂是一个‘恨’字了得,应该比恨还要深,说法国令我作呕也不过分。”(见《公开宣布的敌人》)。

  从此,他就开始小偷小摸,他偷学校的尺子、铅笔,从养父母那里偷几个小钱买糖果点心让同学们分享。他在没有发表的一则“小偷日记”中写道:“10岁时,我就偷我所爱的人,我也知道他们都很穷。人家发现了,都管我叫小偷。我想,小偷这个字眼对我伤害很深。”

  1922年4月养母欧仁·雷尼埃去世,让·热内改由其女儿贝尔特抚养。1923年7月小学毕业,成绩全区第一。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领到文凭,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学校教育。

  1924~1929

  1924年10月,他被送到巴黎地区一家学徒培训中心学印刷。但才过半个月,他就从中心逃跑,并给小伙伴留下话说,他要去埃及或美洲。中心主任在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他像女孩子一般“娇柔”,“冒险小说读得太多,精神状态可疑”。

  不久有人在尼斯发现了他,他被重新送回公共救济院收容。此后两年,他像商品一样被频繁转手,在好几个作坊、农场干过活,受到非人的待遇,实在难以忍受,他一逃再进。他做梦都想逃离法国,警察不时在车站、列车、港口城市抓到他。他很快被遣送回巴黎。

  1925年4月,他被安排到盲人作曲家热内·德比克塞依家里学习诗歌艺术,但到了10月就被开除了,原因是他在一次集市上“挪用”并“挥霍”了一笔钱。

  16岁那年,即1926年3月,他第一次尝到被监禁的滋味,在小罗盖特监狱蹲了3个月的班房。6月被释放,7月又因无票乘车被拘留,送到莫城关押了45天。

  9月2日,法院委托都兰的梅特勒农村儿童教养所对他监督劳改,直到他成年。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半。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儿童苦役犯监狱”,他在里面染上了同性恋怪癖。在这间儿童地狱里,他感到“反常的幸福”,长篇小说《玫瑰的奇迹》对儿童教养所的生活有大量描写。

  1929~1935

  年满18岁后,让·热内应征入伍。他志愿到法国东方部队服役,1930年1月28日到达贝鲁特,加入驻守在大马士革的布雷连,在那里当了一年兵。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和阿拉伯世界接触,为他晚年的阿拉伯情节埋下了伏笔。

  1931年7月,他被调到法国另一支殖民军——摩洛哥土著兵团——服役,在摩洛哥驻守19个月。

  1933年6月复员后,曾在巴黎拜访了大作家纪德,尔后即决定进行一次长途跋涉,声称要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坦。他从巴黎出发,徒步南下,来到西班牙,但不久就走不动了。他写信给纪德说,他“一路流浪,从一个村镇走向另外一个村镇”。从后来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可以看出,他靠乞讨和卖淫为生。

  1934年4月,他重返军队,签署了第三次服役合同,在图尔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兵团当兵。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名着,特别对俄国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兴趣。1935年10月,他继续签约服役,被调到驻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摩洛哥殖民步兵团当兵。

  1936~1937

  1936年6月18日,让·热内因不堪忍受长期待命而开小差逃离部队。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穿越欧洲一路流浪,历时一年,行程855公里。《小偷日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回忆和写照。

  热内揣着假证件,从尼斯出发,化名热杰蒂进入意大利边境,来到布林迪西,然后乘船准备去阿尔巴尼亚,但很快被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在希腊的科孚上岸,没有成功。于是他偷渡到南斯拉夫,但一到贝尔格莱德即被捕,监禁一个月,然后被押送到一个边境村庄,但后来警察又在意大利的巴勒莫发现了他,他正准备偷渡到非洲。他又蹲了一阵子班房,然后被推向奥地利。但刚落脚维也纳就被捕,于是又蹲监狱,被驱逐,1936年年底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在那里不久又被捕,于是他请求政治避难。在人权协会的保护下,他在当地住了近半年,给一个德国籍犹太医生的女儿上法语课,女学生叫安娜·布洛克,当时34岁,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异性恋,但他声称是一次未发生性关系的“白恋”。

  1937年5月,他重新开始流浪,徒步翻越波兰边界。在波兰的卡托维兹被捕,监禁14天。尔后,他穿过希特勒德国,他很惊讶,德国“既是警察国家,又是犯罪国家”,在人人皆偷的国度里,他进行偷盗心安理得,有得心应手之感,《小偷日记》对此有独特议论。

  接着,他在比利时短暂逗留后,重新回到巴黎,但不久又打算浪迹天涯。7月28日,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我只好南下,朝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刚果挺进,然后去美洲……”

  1937~1941

  1937年9月16日,他因在萨马里丹几家商店偷了12条手绢的现行罪被捕,被判处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3天后,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和偷盗来的身份证,他又一次在巴黎被捕,判刑5个月。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说:“您不要来看我在牢房深处的惨相。这种苦修的状态当然是孤独的。基督教诸位大圣徒们难道不正是追求这样的境界吗?”

  经调查证实他是逃兵后,他可能被判重刑,但精神病检查结论对他有利(精神失常,反复无常,无道德观念)。当局允其提前退伍,仅判处他2个月监禁。但此后接连出事。1938年5月释放后,10月又因偷4瓶开胃饮料被捕监禁2个月。1939年1月释放,5月因使用假车票在火车上被捕,坐牢35天。释放仅3天,又因流浪罪被捕监禁15天。回巴黎后,10月在卢浮宫商店偷一件衬衫和一块零头绸布被捕,2个月监禁。12月17日释放,2个星期后在市政厅集市上偷一块边角毛料,10个月监禁。

  1940年12月,他在圣米歇尔大街吉贝尔书店偷书(历史和哲学图书)被当场抓获,4个月监禁。

  1941年12月,他因偷一块布料被一位裁缝追逐,却撞在一位书店老板手里,几天前他偷了书店新出版的几部普鲁斯特著作,两案并发,判处3个月零1天监禁。

  1942

  这一年,让·热内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坐了9个月牢房),但对他的一生来说则是重要的“魔术般”的年头,是他从小罪犯到大作家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年年初,他在桑特监狱开始创作《鲜花圣母》。

  3月被释放后,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摆旧书摊,出卖他偷来的书。4月,他因偷书被捕被判处8个月徒刑,被关进弗雷纳监狱。他在里面创作了长诗《死刑犯》,然后自费印刷。10月出狱后,他设法将自己的诗歌小册子流传开去。他同一位叫弗朗索瓦·桑丹的小知识分子有联系。一天,桑丹来到热内的房间,发现了热内创作的一大堆手稿,有小说、剧本和电影脚本。年底,长篇小说《鲜花圣母》已经脱稿。

  1943~1944

  1943年2月,让·热内时来运转,通过书摊两名热心顾客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让·科克托。大作家看了《鲜花圣母》,起初对小说的粗俗内容很反感,但马上就发现小说的重要文学价值,即设法将书出版。3月1日,热内同科克托的秘书保罗·莫里安签署了他的第一个出书合同,此时,他正创作第二部小说《玫瑰的奇迹》。

  5月,他因偷一部绝版书再次被捕。作为惯犯,他很可能被判处终身流放。科克托请了一位大律师为其辩护,审判那天,由于有“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出庭助威,热内只被判了3个月的监禁。

  9月24日,热内释放后不到3星期,又偷书当场被抓获,蹲了4个月的牢房,此时,《鲜花圣母》秘密出版,正在装订之中。12月,他在桑特监狱接待一位名叫马克·巴尔贝扎的年轻出版商的探狱,不久,巴尔贝扎成了热内著作的主要出版商。1944年1月,形势急转直下,他不但没有被释放,反而被当作流浪汉转押到图雷尔劳改营,准备送往当时法奸保安队控制的集中营。就在这危急关头,科克托再次动用他的各种关系将热内保释。但终身流放的判决并没有被解除。

  1944~1948

  1944年4月,在马克·巴尔贝扎主办的杂志《孥》上发表了《鲜花圣母》的片段,这是热内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5月,在弗洛尔咖啡厅,让·热内认识了大作家萨特。

  8月19日,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年轻的法共抵抗战士让·德卡宁在解放巴黎战役中牺牲,他开始写长篇小说《盛大的葬礼》献给烈士。

  1945年3月《盛大的葬礼》脱稿,即投入《布雷斯特之争》。诗集《秘密的歌》在《孥》上发表,第二年,《玫瑰的奇迹》也在该社出版。

  1946年,热内开始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和诗歌《絮盖渔夫》的创作,改写了他的旧剧作《严加监视》,并投入剧本《女仆》的写作。1947年4月19日,《女仆》在阿特涅剧院上演。7月,两个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获七星诗社奖。诗集《苦役》发表。11月《盛大的葬礼》在伽利马出版社不署名出版。12月,《布雷斯特之争》(科克托插图)在保罗·莫里安处秘密出版。

  1948年5月31日,芭蕾舞剧《阿达姆之镜》上演。《弩》杂志社出版了让·热内的《诗集》。他还开始写剧本《辉煌》,但生前不让搬上舞台。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罪童》,但受到禁止。

  1948年秋,瑞士出版商阿贝尔·斯基拉秘密出版了小说《小偷日记》,伽利马出版社不甘示弱,几个月后也连忙出版。

  根据刑法规定,让·热内必须继续服刑。以萨特和科克托为首的“全巴黎文学界”呼吁总统赦免对热内的刑罚,让·热内名声鹊起。

  1949~1954

  让·热内的文学成就开始得到文学评论的重视和承认。1949年2月,剧本《严加监视》在马蒂兰剧院上演,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开始关注“让·热内现象”。伽利马出版社则加紧出版《让·热内全集》。

  1949年8月12日,法国总统发布特赦令,免除了对让·热内终身流放的刑罚。但作家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沉闷不语,几乎搁笔了五六年。他的创作源泉来自暗无天日的牢笼,一旦脱离了牢笼,竟然有茫然若失的感觉。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自由了,我却迷路了。”

  1949年,《小偷日记》由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

  1952年,文学大师萨特为热内全集的出版鸣锣开道,写了《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一卷长篇序言,顿时使让·热内闻名全世界。热内心理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压力。他对科克托说:“你和萨特给我塑了像,其实我是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有话要说。”

  这时期,热内在其好友扎瓦的陪同下到处旅行,去了意大利、德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此时,他对电影情有独钟。1950年他编导了短片《爱情之歌》。他还写了两部电影剧本:《禁止的梦》和《苦役犯监狱》。

  1955~1961

  从1955年开始,作家恢复了创作活力。他从戏剧创作中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3部剧本先后推出,使他在现代派剧作家中名列前茅。

  1955年春,他已经完成了《阳台》剧本的部分手稿,并开始创作剧本《黑奴》。12月,他又编了一出短剧《她》,但“忘”在出版商的抽屉里了,并开始《屏风》的写作。如果说热内这三部剧本的构思灵感来得很快,修改却异常艰难。《阳台》和《屏风》四易其稿,《黑奴》重写三次,而且每次再版都要根据演出效果和各方评论进行修改,艺术上精益求精。

  1957年《阳台》在伦敦上演。

  从1957年年底起,热内不再常住巴黎,又开始四出旅行,荷兰、瑞典、科西嘉、土耳其、希腊都留下他的足迹。

  1958年,《黑奴》问世。在阿姆斯特丹,他在认真修改《屏风》的同时,酝酿一部7本系列剧《死亡》。10月,《黑奴》在吕代斯剧院成功上演。

  1960年,《阳台》最终搬上了法国舞台。

  1961~1967

  1961年2月,《屏风》在《弩》上发表。此时他已50岁,正处于荣誉的顶峰。他的书被译介到全世界,他的剧本到处上演,风靡一时。他对旧作《苦役犯监狱》进行修改。

  1966年4月16日,《屏风》在巴黎著名的奥德翁剧院上演,引起轰动和风波。

  1967~1972

  1967年12月22日,他开始一次远东的“再生”旅行,小住日本,途径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

  1968年5月,巴黎发生学生造反运动,他立刻从摩洛哥赶回法国,支持学生游行,但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同年8月,他应美国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到美国参加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

  1969年11月,他再次到日本,参加日本铁路员工的游行活动。

  他对法国外国移民的生活条件深表关切,与萨特、杜拉斯等作家站在一边,参加外国移民的游行活动。

  1970年3月1日至5月2日,他在美国声援“黑豹运动”,在各大学做报告,向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和声明,呼吁释放美国黑人运动领袖。

  1970年10月20日,根据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建议,让·热内访问了设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原定逗留一星期,结果在那里住了半年。12月初,他秘密会见阿拉法特,获得通行证并允诺为巴勒斯坦人民作证。

  1971年经过巴黎时,他联合一批作家写一本关于黑人斗士乔治·杰克逊的书,然后再写关于巴勒斯坦的书。

  随后的两年内,他三次来到约旦。但1972年12月,他被当作“煽动者”驱逐出约旦。

  1973~1981

  由于美国拒绝给让·热内办理入境签证,约旦又禁止他入境,他只好留在法国编撰关于巴勒斯坦和美国黑人的著作,但进展很缓慢,10年后才成书。

  1974年,雅克·德里达出版了一部题为《丧钟》的书,系统地评论了让·热内著作,此书得到被批评者的认可。这一年,热内在《人道报》等报刊上发表同情和支持外国移民斗争的文章,再次到摩洛哥、土耳其和希腊等国旅行。

  1976~1978年,他又在电影创作上费了不少精力,但半途而废。

  1977年,他为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旅”成员写的书作序,并在《世界报》头版发表,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后来他不得不沉默了两年。

  1979年他患喉癌住院治疗,身体明显开始虚弱。

  1982

  从1982年3月起,热内移居摩洛哥。

  同年9月,他陪同一位巴勒斯坦女青年重返中东,来到贝鲁特的第二天,正好遇到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首都,他们目睹了以军血洗巴勒斯坦营地的暴行。19日,让·热内是进入尸横遍地的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的第一位欧洲见证人。他感到大为震惊,立刻赶回巴黎,发表了重要的政治性文章:《在夏蒂拉的四小时》。

  1983~1986

  1983年7月,热内根据他多年写的手记和草稿,不分日夜撰写他的最后一部书《一个恋爱中的俘虏》,因为他知道病情开始恶化。

  1983年12月,让·热内荣获法国文学大奖。

  1984年7月他再次重返约旦,去看望他熟悉的人和地方。

  1985年8月,他对最早的剧本《严加监视》进行修改。

  1985年12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脱稿。

  1986年4月14日午夜,让·热内逝世,享年76岁,安葬在摩洛哥北部沿海西班牙城市拉腊歇的旧墓地上。

  1986年5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人们从书中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看得见的一生只是精心伪装的一个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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