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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辛佐夫默默地点点头。扎瓦里欣明白他为何沉默不语。当时,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正是他们这个营在伊林的指挥下,不顾坦克的冲击,坚守住阵地。后来,到夜里撤出阵地时,整个营只留下十九个人。何况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战争……

  “三营啊三营,”扎瓦里欣若有所思地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时,我已经是政治副团长了,”他补充了这一句,好象在为自己还活着作辩解。过了一会儿,他问:“哈尔钦柯大尉你看到了吗?”

  这是过去他们营里留下的、辛佐夫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和实际上已经看到的人。

  “对不起,来迟了,”伊林走进屋子,打断了扎瓦里欣的话。“为什么还不吃饭?”

  “我们在等您的命令,”扎瓦里欣说。

  “请吧,”伊林掀开盖着饭菜的报纸,第一个坐了下来。

  桌子上摆着一只军用水壶、一只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大瓶子、四只有柄的杯子、一盘堆得高高的面包片、一碟压得变了形的粗粗的腌黄瓜、两罐头美国灌肠以及一只盖着锅盖的军用饭盒。

  伊林一坐下来就揭开盖子,往军用饭盒里瞧了瞧。

  “土豆还是热的,没剥皮。你们随便吃。肉饼子和茶马上就送来。丘贡诺夫我们不等了。”伊林把头朝第四只杯子一摆。“他在营里有事。过一会儿来,会赶上我们的。好,各取所需吧。”

  他拿过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瓶,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

  “他喝的是什么?”辛佐夫问。

  “这是他自己用干果做的酒,”扎瓦里欣噗哧一笑。“早上他吃干果,到晚上就从名厂的酒瓶里倒这种玩意儿喝。我们怎么样,喝真正的酒吧?”他把军用水壶拿在手里,拧开了壶盖。

  “我们喝真正的酒,”辛佐夫说。

  扎瓦里欣斟了伏特加,于是他们同伊林碰了碰杯。

  “欢迎你,”伊林说着,把杯子里的果汁一饮而尽。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扎瓦里欣喝完酒,朝喝过果汁正在吃脑黄瓜的伊林扬了扬头,说。“这位是团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伊林中校。也叫柯里亚。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骂人。战争结束后我们马上把他送到展览会去。”

  “什么展览会?”辛佐夫含笑问。

  “这倒不知道。但总会有这样的展览会。否则这样的奇男子我们往哪儿送呢?在展览会上他会得第一名,成为模范团长,如果到那时他还没有升师长的话。”

  “吃土豆吧,再胡扯下去,就一个也不剩了。”伊林把盛土豆的饭盒椎到扎瓦里欣面前。

  扎瓦里欣跟他开玩笑时,他已经吃完了黄瓜,把土豆剥去皮,蘸上盐,接连吃了三个。

  “我已经打过电话,说你今天在这儿过夜,明天把你送到邻团去。师长不在师部,到军部去了,参谋长同意了,”伊林又拿起一个土豆,边剥皮边说。

  “昨天我开始工作时,师长也不在,”辛佐夫回想起来说。“屠玛年一个人在师部。”

  “老是操练啊操练,”伊林说。“一会儿操练,一会儿地形侦察。不知怎的,直到现在还没授予我们师近卫师的称号。这次战役以后,我们也许会得到吧?”

  “你说的是哪个战役?”辛佐夫故意逗他。

  “怎么,我们整个夏天就这样待下去吗?随便乱说不行,但不能禁止人们用脑子去思考,去领会!难道能不准人们懂得象二二得四这样尽人皆知的真理吗?”

  “不准懂得二二得四,当然办不到。”

  “在路旁沼泽地带我们一营的阵地上,有三辆我们的‘BT-7’型坦克,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辛佐夫说。

  “从四一年起就在那里了,真可怜,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只剩下空壳子了。但是,有的地方绿漆还没完全剥落,你注意到了没有?还有一辆装甲车,在转弯的地方,你看到了吗?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不由得为四一年的事怒火中烧!这笔帐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清算?你可知道,在我们视察我们过去的那个营时,我一直注视着你。整个营只碰到一个熟人,对吗?”

  “对。但是,在经过如此残酷的战斗之后,我没抱任何别的希望。能够看到哈尔钦柯,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说是残酷的战斗,”伊林说,“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什么叫做‘残酷的’战斗?战斗要么是顺利的,要么是不顺利的。每一次战斗总有一方是不顺利的。而残酷的战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谁对谁残酷?我们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们?假使我们打死他们的人多,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次战斗是残酷的;假使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多,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对任何一次战斗我都这么看:鲜血要流得少,战果要取得大。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指挥的。另外,我还希望做到亲身深入体验士兵的生活。这会使指挥员清楚地了解,在战场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所谓的残酷的战斗,在我看来,就是决定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并在战前就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决策得以实现。这种残酷的战斗我不怕,它对德国人才是残酷的。只有当我们一个劲儿往前冲,可是仍旧寸步难移时,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残酷的。那年冬末,我们在斯柳迪杨卡河地区的战斗就是这样。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而转入防御的命令还没下达。这是最糟糕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帮人却偏偏象来找麻烦似的,从上面一个个接踵而来:一个来自师部,另一个来自军部,第三个来自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全都搡着你的背催促,检查你的每一份报告。我并不反对检查。但是,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别以为我们当团长的只要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清楚,就万事大吉啦。我是一丝不苟的,是什么情况就报告什么情况,至于我的邻接部队怎么报告,这不干我的事!可是,如果你的报告跟邻接部队的报告不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团跟你左邻和右邻的团一样,进展都不大,只取得表面上的成功。然而你严格根据事实上报了,而你的邻接部队却说得很活。你报告说敌人损失二十人,而他却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一个连’。什么叫做‘近一个连’?不到一个连都可以称作‘近一个连’。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在跟邻接部队相同的作战条件下,假如你的报告接近真实情况,你就比别人差。问题不在于你本人,问题在于你的团似乎比别的团来得差!”

  “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要不要对你们进行检查?”辛佐夫微微一笑。

  “办法只有一个:尽量打好仗,以取得真正可以报告的内容,”伊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我们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关于人员的伤亡,他们能如实上报,困为这是无法隐瞒的。推进多远,也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撒了谎,早晚总会被戳穿。这样,只有在一个题目上可以大做文章:他们面前的敌人非常可怕!在遭到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同他们作战的敌人是不属于同一个团的两个营,他们就报告说是两个团;如果消灭了一个连,就说是‘近一个营’。要核实的话,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夸大事实是最危险的风气!要养成这种习惯并不难,但以后要摆脱这种习惯,却谈何容易!幸亏对这种大吹大擂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了。过去往往报告过就完了,现在还要求你证实!”

  伊林转身对扎瓦里欣说:“你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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