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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四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齐娜依达说,同时看到了塔尼雅。齐娜依达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仿佛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但是使她感到惊异的,倒不是塔尼雅负了伤,而是她躺在这节车厢里。塔尼雅负伤的事,她已经都知道了,并且作了安排;把她的床位放在火车头后面的第一节车厢里,靠近医务人员,但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搞错了。齐娜依达先发了一通脾气,而后才吻了吻塔尼雅,带着歉意说,现在已经来不及掉换了。

  “就这样已经很好啦,”塔尼雅说。

  “这段路不长,明天一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她安慰塔尼雅说。接着,突然又问:“你干吗不留在我们的医院里?他们会答应你的。”

  “是我不愿意,”塔尼雅说。

  医院里给她动过手术、包扎好以后,又给她穿上了军便服,因为她的伤势允许这样做。因此,她写给辛佐夫的那封信,还照旧放在口袋里。

  现在,在她负伤之后,她已经不想把这封信毁掉了!现在她感觉到,在渡口的那次见面时间太短促了,可能辛佐夫没有完全听懂她的话。应当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要不然,他会更难受的。信既然写好了,那么,最好还是让他读一读这封信……

  “医院里已经给我来过电话,把你负伤的事告诉我了,我跟他们是有电话联系的,”齐娜依达说。她好象是在解释,为什么一句也没有问起塔尼雅负伤的事。“你不该不留在他们那儿。好吧,到了什么地方,马上写信告诉我。”

  “好的,”塔尼雅说。

  说罢,她解开军便服口袋上的纽扣,取出那封信。她忽然觉得,她做这个动作是那样费劲,这才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

  “请你交给辛佐夫。”

  “就是那封信吗?”齐娜依达问,虽然她已经看到确实就是那封信。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到了现在,塔尼雅还要把早就写好的那封信寄给辛佐夫,要知道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负伤,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啊!

  “请你交给辛佐夫,”塔尼雅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什么事?要不要再在信封上写上几句?我给你铅笔。”齐娜依达在图囊里翻寻起来。

  “不用啦,”塔尼雅说。“你再带个口信,就说我伤势不重,他会相信你的。”

  虽然齐娜依达很不乐意把这封早就写好的信转交给辛佐夫,但她无法推辞,只能把信收下,没有再说什么。她只叹了口气,再吻了吻塔尼雅。这时候已发出了开车的命令,随车的卫生兵从里面关上了车门。

  “喂,大叔,别关严,开一点儿吧,”飞行员说。

  “这是规定。”

  “规定又怎么的,里面气闷嘛。”

  留着口髭的卫生兵听从了年轻的飞行员的话,因为人家是飞行员嘛。他没有把门完全关上。所以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塔尼雅又一次看到了齐娜依达。

  齐娜依达同塔尼雅谈话的时候,装得一点也不在乎,现在却站在那里抹眼泪。她不知道,塔尼雅看见了她。

  加温车厢慢慢地移动着,从半开半关的车门旁闪过齐娜依达、卫生兵和铁路员工的身影,闪过刚从这些车厢里卸下来的一堆堆炮弹,闪过打坏了的给水塔和同样是打坏了的砖砌的亭子,亭子上写着的“开水”两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医院里为塔尼雅作了医学文献上所谓的“初期处理”之后,她就动身到后方去了。在她左右两旁躺着的,也都是同她一样的伤员。

  象这样乘火车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初次负伤后。是乘飞机到大后方去的。不过乘的不是卫生部门使用的“Y—2”,而是普通飞机。她待在驾驶室里,在飞行员的背后哆嚷着。现在是她生平第一次乘飞班车,她的身边也有一个飞行员,不过是负了伤的。

  塔尼雅俯卧着,因为这样要舒服些,可以减少背部的疼痛。她透过加温车厢半开的车门,眺望着缓慢地从旁驰过的大地。

  这片大地忽而生气勃勃,忽而死气沉沉,忽而又生气勃勃;忽而是弹坑和挂着锈铁丝的木桩;忽而是碧绿的田野和远方的森林,以及从森林上空一直延伸到车厢顶上的暮色苍茫的天空;忽而是丢弃在路旁的烧得面目全非的车厢、被炮弹掀掉了顶的破败的路亭、烧毁的民房的烟囱;忽而又是直奔铁路而来的小烨树林,树木枝叶茂盛,就象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

  这一切有些象她自己的生活,确切地说,有些象她对自己生活的感受。她想起来,齐娜依达收下她这封早就写好并封上了口的信时,脸上露出疑虑的神色。她想,齐娜依达会把信拆开来看的。她这样做倒并不是因为好奇,尔,她不是一个好奇的人,而是因为,她总是要想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尽可能好些。而如果她拆开来看了,她可能会自作主张,认为还是不把信交给辛佐夫好,就不交给他,却不知道他已经知道这同事了。

  塔尼雅的想象中突然浮现出这样的图景:自己又同辛佐夫在一起了,她没有负伤,她还在集团军里,他们又相会了。辛佐夫用她十分熟悉的、异常镇静的语调同她谈话——他在竭力克制自己时,总是用这种语调说话的。

  “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难道不能等到我们进攻结束之后再告诉我吗?”

  “可进攻结束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不会永远进攻下去……”

  “可我怎么能不把这些事告诉你呢?我应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

  “那为什么只我一个人应该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应该知道,而你却不?”——她心里对那些假想出来的他的提问是这样回答的。但她的回答并不是在同他对话,而只是个人的默想;因为即使在假想的谈话中,她也不能这样明确地回答他。她只能独自想想而已。

  “这是说,你决心离开我了。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在她假想出来的这场谈话中,他又大声地问。

  她也同样大声地回答,语调傲慢甚至粗暴:“我打算怎么办?我要嫁人。我的合法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你呢,现在反正不是我的人了。”她又说了一遍:“我要嫁人。”

  最奇怪的是:此刻,她不是把上述这番挑衅般的话仅仅当成一种假想,而是真正考虑到了这一点。她认真而又绝望地思索着,似乎这番话突然在她和辛佐夫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堵墙把他们互相分隔,既解救了她,也解救了辛佐夫,接着,她就闭上了眼睛,躺了几分钟,不再去看加温车厢的车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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