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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这真是一个闹鬼的夜。魔鬼是一个背着纸做的背包的小干瘪老头，他说他要去“加拿狄”，他走得很快，命令我跟在后面，并告诉我前面有座桥，我们可以从那儿过去，他大约60岁左右，喋喋不休地谈着他曾经吃过的美餐；他们给他的煎饼上涂了多少奶油，他们多给了他多少面包；老伙伴们又是怎样邀他去度周末；他临行前又是怎样痛快地洗了个澡；他现在头上戴的这顶崭新的帽子又是怎样在弗吉尼亚的路边拾到的；他又是怎样闯进城里的每一个红十字会，以证明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又是怎样地名不符实；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又是怎样艰难等等。但是无论怎样我一眼就看出他只是个不那么令人尊敬的流浪汉，他一会儿可以闯进红十字会，一会儿又可能站在南大街的角落里伤心地向行人要上几个子儿。我们都是流浪汉，我们一起沿着呜咽的沙士魁纳何走了七英里路。这真是一条可怕的河流，两边峭岩上的灌木丛象披着长发的魔鬼站在水里。漆黑的夜色遮没了一切，只是偶尔有一辆车从河上穿过，车灯把两边峭岩上的灌木令人恐怖地展现出来。老头告诉我他背包里有一根很漂亮的皮带，我们停下来让他从里面抽出来。“我买这根皮带是在——是在马里兰的佛莱德里克。他妈的，我把它忘在佛莱德里克斯堡的柜台上了吗？” 　　“你是说佛莱德里克。” 　　“不，是佛莱德里克斯堡，在弗吉尼亚州！”他又开始喋喋不休他说着马里兰州的佛莱德里克和弗吉尼亚州的佛莱德里克斯堡。他总往路中间走，好几次差点被车撞上。我真希望这老家伙在这漆黑的夜里赶紧上西天，死掉算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桥。我在一个铁路地下过道处把他甩了。我走得满身大汗，我穿了一件汗衫，两件毛衣。一个小酒店射出的灯光，照着我痛苦而又疲惫不堪的样子。有一家人正走在马路上，这时正好奇地看着我。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这个宾夕法尼亚破旧的小酒店里竟然有一个纯正的男高音在唱着感伤、动人的黑人民歌。我聆听着，呻吟着。天开始下起大雨。一个人把我带回了哈里斯堡，告诉我路走错了。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个干瘪老头正站在路灯下，伸着大拇指，做出要搭车的手势——可怜的、被遗弃的老头，迷途的羔羊，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幽灵。我对司机说了这个老家伙的故事，他把车停下，告诉那位老人： 　　“听着，伙计，你应当往东走，不是往西。” 　　“啊？”老魔鬼问道，“不要给我指路。我已经在这儿走了几十年了，我知道。我是去加拿狄。” 　　“但这并不是去加拿大的路，这是到芝加哥和匹兹堡的路，”老头对我们满肚恼火，走开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那只白色的背包消失在阿利根尼忧郁的夜色之中。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野性只表现在西部，然而当我遇到这个沙士魁纳河畔的幽灵时，我的看法改变了。不，东部也充满野性。这就是本·弗兰克林在牛车时代所看到的野性，这就是乔治·华盛顿当印第安斗士时所表现出的野性，这也是丹尼尔·布纳的小说中所措写的那种野性，当布莱德福德筑成了公路的时候，大伙们在小木屋里欢呼着把他抛向天空。 　　那天晚上我在哈里斯堡火车站的长凳上睡了一觉。清晨，车站的主人把我赶了出来。当你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时，当你还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时，难道你不是对一切都抱着肯定的态度吗？然而当你独自面对人生时，当你发现你自己原来是那样可怜、悲惨、穷困潦倒、赤身裸体、无依无靠，面容枯槁、形如魔鬼时，你就只能面对这梦魔般的人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车站，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我眼前只有如同坟墓一般苍白的早晨。我几乎要饿得昏死过去，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几个月前在内布拉斯加的希尔顿买的几片感冒药了，我舔着它们外面的糖衣。我不知道怎样去乞讨，几乎连走到城外的气力都没有了。我知道如果再在哈里斯堡过夜，我会被抓起来的。我诅咒这个城市。带我搭车的那个瘦子告诉我有节制的饥饿对健康的好处。当车子向东部疾驶时，我告诉他我快要饿死了，他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对你大有益处。我自己也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这样能活150岁。”他瘦得皮包骨头，象一截木棒，象一个玩偶，又象个疯子。如果我搭的是一个肥胖的大富翁的车子，那该多好啊！他一定会对我说：“我们开车去找个餐馆，先吃些火腿和大豆再走吧。”真倒霉，我碰上的却是这么一个疯子，他竟然相信饥饿疗法！车开了100多公里之后，他才宽厚地从车后面拿来了一些奶油面包和三明治。他是一个管道装置公司的推销员，经常去宾夕法尼亚一带推销产品。我狼吞虎咽起来。突然我笑了，只有我一人坐在车上等他，他去亚林镇打电话了。上帝啊，我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竭。但这个疯子快要把我带到纽约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时代广场。我周游了整个美国，行程八千哩，现在又回到了时代广场，这时正好是交通高峰期，我用单纯、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喧嚣疯狂的纽约。数百万人毫无休止地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象一场噩梦——掠夺、攫取、失去、叹息、死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长岛外面的那些城市里为自己争得一块墓地。我站在地铁的人口处，想壮壮胆子去捡一个烟蒂，但每次刚弯下腰，就被拥挤的人流冲开了，烟蒂已被黑压压的人群湮没碾碎。我没钱乘车回家，帕特森离时代广场还有好几英里路，你想想难道我还有力气步行回家，穿过林肯隧道，或者走过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吗？现在已是黄昏。哈索尔在哪儿？我在广场上寻找着哈索尔，他不在这里，他在瑞克岛。狄恩在哪儿？我的那些朋友们都在哪儿？我的生活在哪儿？我有家可归，我应当躺在温暖的床上好好地反省一下这次旅行的得失。我只能去乞讨几个子儿来乘车了，最后我看准了站在墙角处的一个希腊神父，他给了我两角五分钱，便神色紧张地赶紧躲开了。我随即冲上汽车。 　　回到家里，我几乎吃光了冰箱里所有的东西。姨妈起床，看着我。“我可怜的小饿鬼，”她用意大利语说道，“你瘦了，你瘦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到了些什么地方？”我穿着两件衬衣，两件毛衣，帆布包里装着摘棉花时磨破了的裤子和一些破烂不堪的鞋。我和姨妈决定用我从加州给她寄回来的钱买一只新的电冰箱。她去睡了。我躺在床上抽着烟，直到深夜仍然难以入眠。我写了一半的手稿仍放在桌上。现在是10月，我回家了，我要继续开始。阵阵冷风吹打着窗户玻璃，幸好我关得及时。狄恩曾来过我们家，在这里住着等了我好几天。每天下午当我姨妈在破地毯上缝补衣服的时候，他就坐在那儿陪着她聊天。我回来的前两天他才离开，也许正沿着我走过的路去宾夕法尼亚、俄亥俄，最后去洛杉矶了。他在那儿有自己的生活，凯米尔已经找到了房子。我在凯米尔那里的时候从没把她放在眼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非常想念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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