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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上午，凯米尔将我们两人连同行李一块儿赶了出来。这事发生在我们去叫老罗伊·约翰逊，让他来喝酒的时候。当时狄恩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兴奋地做饭：又跑到后院去洗澡。约翰逊答应开车送我们到米尔城去找雷米·邦克尔。凯米尔从医院办公室下班回来了，沮丧的表情流露出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所有折磨。我试图让这个疲惫的女人知道我并不想打扰她的家庭生活，同她打了个招呼，而且尽量热情地与她聊天，但是她知道这是装出来的，也许是向狄恩学的，所以只是微微咧了咧嘴。到了上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她躺在床上大哭起来。我听到一半，忽然想上盥洗室，但这只能从她的房间里穿过。狄恩，狄恩，”我叫道，“附近哪儿有酒吧？” 　　“酒吧？”他惊讶地问。他正在楼下厨房的洗涤槽里洗手，以为我要喝酒。我告诉了他我的窘境，他说：“你就一直走过去，她总是这样。”不，我不能这么做，于是就跑出去找酒吧，但是我跑了四个酒吧，里面只有洗涤室、酒窖和漂亮的营业间，只好又回到狄恩那幢危机四伏的寓所里。当我尴尬地笑了笑，溜进盥洗室，关上门后，他们两人开始争吵起来。几分钟以后，凯米尔把狄恩的东西都扔到了卧室的地板上，让他卷铺盖滚蛋。我惊讶地在沙发上看到一幅盖拉蒂·邓克尔的油画，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女人几个月来一直孤独地厮守在一起，谈论着男人们的疯狂。我听到狄恩在房间另一头咯咯地傻笑着，孩子们则在放声大哭。接着，他象格鲁克·马克斯一样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他那断了的大拇指上还缠着白色的绷带，然后他直挺挺地站着，面无表情，没有一丝的暴怒。我又一次看到他拖出那个装着脏衣服的巨大的破箱子，把所有能拿的东西都装了进去，然后拎起这个美国最破的箱子，这个箱子是纸板做的，上面用透明胶贴了几张商标，使它看上去同皮革的一样，但是箱子上布满了裂缝。狄恩把它用绳子捆紧，然后抓起帆布挎包，把东西往里塞。我也把东西往我的包里装。凯米尔躺在床上不停地说：“骗子！骗子！骗子！”我们走出寓所，来到街上，向最近的车站走去。 　　那只拇指变成了狄恩的象征。他不再关心任何事情（象从前一样），然而也可以说他大体还是关心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属于这个世界，对此他无能为力，到了街道中间，他拦住了我。 　　“现在，伙计。我知道你也许真的很生气，你刚到城市的第一天我们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你一定想我干什么了会落到这样的地步——还带着这些讨厌的东西——嗨！嗨！嗨！看着我，索尔，请看着我。” 　　我看着他。他上身穿了一件T恤衫，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挂在腰间，脚上是一双破鞋。他胡子也没刮，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缠着绷带的拇指放在胸前（一路上他不得不一直这样），脸上挂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傻乎乎的微笑。他慢吞吞地转了个圈，扫视着四周。 　　“我的眼睛看到什么了？啊——蔚蓝的天。真大呀！”他的身体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他眨了眨眼睛，又用手擦了一下。还有窗户——你看见那些窗户了吗？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窗户。我见到了真正的窗户，里面有几张面孔对着我，他们都被遮住了，所以有些看不清楚。”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本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拉了拉T恤衫，象个书呆子似的站在街角读了起来。“真的，索尔，我们在往前走时要了解许多东西……”他忽然忘了看书，茫然地望着四周。他很高兴我来了，他现在需要我。 　　“凯米尔为什么要把你赶出来？你准备干什么？” 　　“嗯？”他有些疑惑，“嗯？嗯？”我们反复思考着该到哪里和干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事。可怜的狄恩，这个魔鬼不会再坠落得更深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手上的拇指受了伤，身旁是只破箱子。在他没有母爱的疯子一般的生活中，只是象只无拘无束的小鸟，无数次地跨越整个美国。“我们到纽约去吧。”他说，“我们就带着这些东西上路。”我掏出钱，数了数，然后递给他看。 　　“我所有的都在这儿啦。”我说：“一共83元多点。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就到纽约——那以后，我们去意大利。” 　　“意大利？”他的眼睛亮了，“意大利。太棒了——我们怎么去那里呢，索尔？” 　　我想了想。“我能再搞到些钱，从出版商那里我可以得到1000元。我们可以在罗马、巴黎和其他地方结识所有放荡的女人，坐在街头咖啡馆，住在妓院里。为什么不去意大利呢？” 　　“噢，太棒了！”他叫道。他知道我是认真的。他第一次直直地注视着我，因为以前我总是他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自己从来不发表意见。现在，他的表情就象一个人下赌注时估计着自己的机会一样，在他的眼里流露出狂喜的目光，脸上带着一种魔鬼般的表情。他从来没有盯着我看这么长的时间，我也回头看着他，有些发窘。 　　我问了一句：“怎么啦？”问过之后我觉得有点愚蠢。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用那种目光盯着我。 　　我回忆着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似乎还没有哪件事象现在这样使他如此惊奇。我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我说过的话——“跟我一起到纽约吧，我有钱。”我望着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仍然盯着我，他的眼光有些茫然，似乎不在看我。这或许是我们之间友谊的关键时刻，他知道我的确用了许多时间考虑他和他的困境。在他陷入极其复杂的痛苦的精神危机时，他更是急于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两人之间的许多东西得到了默契。对于我来说这很突然，居然关心起一个比我小5岁的男人来了。在这几年的旅行生活中，他的命运由于我而发生了改变，我只有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中才理解到这一点。此刻他又变得快活起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刚才那种表情是什么思想？”我问，听到我问这个，他有些不安，十分窘迫，这可真是难得，狄恩也会发窘。我们都感到有一种难以说清而又无法把握的东西。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站在圣弗兰西斯科，影子投射在路边。在凯米尔家隔壁的房子外，11个希腊人站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排成一队，另有一个人走到狭窄的街道对面，手里举着照相机，微笑地看着他们。我们好奇地望着这些人，他们正在为其中一位的女儿举行婚礼。也许在这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正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发出微笑。他们全都穿戴整齐，但是他们都彼此陌生。也许我和狄恩现在正在塞浦路斯，海鸥在我们头顶的晴空中展翅翱翔。 　　“哎，”狄恩用一种腼腆而动人的声调说，“我们走吧？” 　　“好吧，”我说，“我们到意大利去。”于是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胳膊拎着箱子，我拿着其他的行李。两个衣冠不整的英雄在西部沉沉的黑夜中踉踉跄跄地向汽车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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