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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给我,他是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娅墓前认识了之后也开始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最通常的只不过是几句致敬的话,但是这几句话对我却是很宝贵的。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一向是寻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讯,他会简洁、镇静、勇敢地叙述一切事情,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这简洁镇静里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报》上很久不见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觉不安:

  我就开始像替至亲的人担忧一样,替他担忧。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来:

  “……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攻击之后。在这一战役里我两昼夜多没出坦克。没死真是奇迹,周围都燃烧着,由于爆炸而轰动着,坦克像火柴匣一样,被震得往各方面摇晃着。总而言之,妈妈,你不要替我担心。”

  “现在我正接收新组员和新的‘卡威’战车,这已经是第3辆,第1辆被打坏了,第2辆被烧坏了,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来不及由里边跳出来……我的旧组员里边智基里斯牺牲了,其余的人们全受伤了……我给外祖父写信去了,你也写吧。他害着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伤,但是没退出战场。包扎了伤口之后,我又参加战斗了。现在我的伤已经治愈,长好了。在一次战斗中,我的上级指挥员因伤退出战斗,我担任了指挥,并和同志们一起闯进了敌人阵地。早晨沃尔沙城就被我们攻陷了。

  现在我和我的组员全都健康地活着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总是想念着卓娅和外祖母。我写了一封回信,尽可能地安慰了他。”

  “当地居民很亲热地迎接了我们,他们看着什么都新鲜,都不平常。在一家农舍里我给他们看了那本讲卓娅的小册子,他们向我询问很久,并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册子给他们留下。我没法照办,因为我只有一本。所以我请求你,如果可能,寄给他们。地址是:沃尔沙市,比列斯阔波街69号。”

  “渴望着的解放的时刻临到白俄罗斯了。人们用鲜花欢迎了我们,还请我们喝牛奶。老太太们流着泪控诉她们忍受了的凌辱,这一切全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空气似乎是特别新鲜的,太阳是特别灿烂的。妈妈,妈妈,胜利很快了!”

  “……请你特别向谢尔杰舅舅转达我的问候,你告诉他,他对我说的话我全牢记着。外祖父给你寄来信了吗?我很久没接到他的信了。”

  “你问我的身分和职务。现在我用一位高级首长说我的话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职务:他生来不是为着身分和职务,而是为着战斗行动。’”

  “谢谢你对我道贺,我确实得到了金质的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现在我手里有关于颁给我红旗勋章的命令。不要以为我变样子了,我的个性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只是现在我更有力量,更坚强了。”

  “……妈妈,妈妈,彼得·里多夫牺牲了!妈妈,他在距离胜利不久之前牺牲了,这多么惨哪!牺牲在胜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牺牲在波尔塔瓦郊外飞机场:他要看看战士们如何抗击来袭的敌机就由掩体下边跑出来了。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记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亲眼看看。这真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记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进着。我已经连续战斗半个月,所以没写信。你的信使我很高兴,很高兴。这是由故乡寄来的信,亲娘寄来的信。现在,当我正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隆隆声音,我的坦克被震动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跃着。过几分钟以后,我们的人就开始冲锋,深入德国领土。”(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笔画是很粗的,字迹很潦草,由此可见舒拉也忙着参加战斗)

  “……我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激烈的进攻的战斗中已经一个多月了。你知道么,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信,并且连收到的信也没有时间读……夜间急行军,坦克战,在敌后紧张地战斗着,许多夜不得睡觉,由‘斐迪南’里放出带哨音的火弹……有时候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不能挽救,邻近的坦克带着全体坦克手飞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紧咬嘴唇。由于疲劳和不眠,人们由坦克里钻出来的时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样。可是人们的情绪全是最幸福的,最高兴的: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前进啦。我们在为1941年复仇,在为痛苦、眼泪和法西斯匪徒们加于人们的一切侮辱复仇啦。

  我们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环境里欢聚了。”

  “……我没战斗,我在等待进攻的命令,我们在防御中停止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烦人的等待中过着。我们住在德国人的房里,处处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楼房。炸弹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形弹坑,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暗淡的柏油马路迂回过去。炮弹昼夜不停地爆炸着,我们住的房子震撼着,颤动着。法西斯匪徒们在凶狠地抵抗着,他们紧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块土地不放。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炮轰自己的农村……

  在最后一次战争里,我稍微受一点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胸膛还疼……”

  “……雨,雨。霪雨天气使人觉得似乎是处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里边,这里暗淡凄凉,我愿意回家,我相信这个愿望快成为事实了。愿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给我写信,不要替我担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

  在这封信上注明着:“东普鲁士”“1945年4月1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没有寄来。我不敢揣想,我只是等待着。我没有推测什么灾祸,我的孩子太活泼、太恋世了,我的记忆里只有他的充满信念的声音:“我一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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