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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提到芳邻的那段话,连我自己都深感得意。”

  “什么?你们这也算感谢人家!”外祖父失声叫道,“这些话我倒都听到了,不过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是说给斯万听的。你们不必怀疑,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听出你们的弦外之音。”

  “看你说的,斯万可不是笨人,我肯定他领会到了。我总不能跟他提到几瓶酒、多少钱吧?”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花园里单独地坐了一会儿,后来父亲说:“咱们上楼睡去吧,好吗?”

  “你愿意上楼咱们就上楼吧,亲爱的,虽然我现在一点都不睏;倒不是冰淇淋里的那点儿咖啡弄得我这样精神,我发觉佣人的房间里灯还没灭,可怜弗朗索瓦丝一直在等我呢。我要去请她帮我解开紧身上衣后面的搭扣,你先更衣去吧。”

  母亲打开了安着铁花条的门,走进正对着楼梯的门厅。我很快就听到她上楼关窗的声音。我蹑手蹑脚走进过道,心怦怦乱跳,激动得几乎寸步难移,不过这至少不是难过得心跳,而是提心吊胆,是过分兴奋。我看到楼梯井下烛光摇曳,那是我母亲秉烛上楼,接着我看到了妈妈,我扑上前去。她先是一愣,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她显出怒容,一声不吭,事实上过去为了更微不足道的过错她都能一连几天不理我。如果那时妈妈对我说一句话,这虽然意味着她不会不理我,但对我来说也许是更可怕的征兆,因为比起严厉的惩罚来,不理我、生气毕竟只能算不足挂齿的小事。她若开口,那就象辞退佣人似的,虽说得平心静气,但是下了决心的;送儿子出门的母亲,给儿子一吻是为了告别;而只想跟儿子生几天气就了事的母亲是不肯吻儿子的。然而这时妈妈听到已经换好衣裳的父亲走出更衣室上楼来了,为了避免父亲训我一顿,她急得呼哧呼哧对我说道:“快跑,快跑,别让你爸爸看到你象个疯子似的等在这儿!”

  可是我还是反复地说:“来跟我说声晚安!”我一面说,一面提心吊胆地看着父亲的烛光已经照到楼梯边的大墙上。不过父亲越来越近倒正好可以被我用来作为一种讹诈的手段,我希望妈妈为了避免父亲见到我,对我说:“先回到房里去,我呆会儿来看你。”

  来不及了,父亲这时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跟前,我不觉念念有词地说了句谁也没有听到的话:“完了!”

  然而我并没有遭残。父亲向来不象妈妈和外祖母那样对我宽容,允许我这样那样;凡她们允许的,父亲总不允许。他根本不顾什么“原则”,也谈不上什么“人权”。譬如例行的散步,别人是不会不让我去的,即使不让,起码也得给我许个愿。父亲却随口说个理由,或者干脆毫无理由,就在将要出发之前突然取消我去的权利。要么就象今天晚上那样,明明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偏打发我快走:“上楼睡觉去,不必多说!”但是,也正由于他如外祖母所说没有原则,也就无所谓坚持了。

  他绷着脸奇怪地看我一眼。后来妈妈尴尬地解释几句。他说:“那你去陪陪他吧。你不是说还没有睡意吗?你就呆在他房里好了,反正我不需要你照应。”

  “可是,亲爱的,”母亲不好意思,回答说,“这跟有无睡意无关,总不能惯孩子……”

  “谈不上惯,”父亲耸耸肩膀,“事情明摆着,这孩子心里不痛快,脸色那么难看,做父母的总不能存心折磨他吧!等他真弄出病来,你更要迁就他了。他的房里不是有两张床吗?吩咐弗朗索瓦丝为你收拾一下大床,你今晚就陪他睡吧。好,晚安,我不象你们那么好激动,我可要睡了。”

  我还不能够感谢父亲;他凡是听到他称之为感情用事的话,只会恼怒。我不敢有所表示;他还没有走开,已经在我们跟前显得那么高大,他穿着一身白色睡袍,头上缠着淡紫和粉红两色的印度开士米头巾;自从得了头痛病之后,他睡觉总以此缠头。他的动作就象斯万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版画中的亚伯拉罕①,那幅版画是根据伯诺索·戈索里②的原作复制的,画中亚伯拉罕要萨拉狠心舍弃伊萨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烛光渐升的那面楼梯旁的大墙早已荡然无存。有许多当年我以为能在心中长存不衰的东西也都残破不堪,而新的事物继而兴起,衍生出我当年意料不到的新的悲欢;同样,旧的事物都变得难以理解了。我的父亲也早已不会再对我的母亲说:“陪他去吧。”出现这种时刻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不久前,每当我侧耳倾听,我居然还能听到我当年的哭泣声。当着父亲的面我总竭力忍着,等到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时我才忍不住地哭出声来。事实上这种哭泣始终没有停止过;只因为现在我周围的生活比较沉寂,才使我又听到了它,好比修道院的钟声白天被市井的嘈杂所掩盖,人们误以为钟声已停,直到晚上万籁俱寂时才又遐迩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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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亚伯拉罕:圣经中的人物,据说是希伯莱人的祖先。上帝为了考验他,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伊萨克祭神,他同意了。萨拉是他的妻子。
  ②伯诺索·戈索里(1420—1497):意大利画家。上面说到的那幅画系他所作的二十三幅“旧约故事”中的一幅,作于1468—1484年,原存比萨“康波·圣托”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兵燹。


  那天晚上我的母亲就在我的卧室里过夜;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准备受到让我离家住校的惩罚,不料父母却对我恩宠备加,过去我做了好事都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奖赏。我的父亲即使对我恩宠备加,他的举止言谈仍具有专制武断、奖罚不当的成分,这已成为他行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他办事多凭兴之所至,难得深思熟虑。他打发我睡觉去的时候,那种态度我称之为严厉恐怕太过分,其实赶不上妈妈和外祖母严厉。他的天性在许多方面虽说同我很不一样,但同妈妈和外祖母就更有天壤之别。他八成直到现在都没有猜到我每天晚上有多伤心,而这一点妈妈和外祖母却了如指掌,只是她们太疼我了,不忍心让我尝到痛苦的滋味,她们要我自己学会克服痛苦,以此来减轻我多愁善感的毛病和磨练我的意志。至于父亲对我的疼爱,那是另一种类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她们那样的勇气:他只要一发现我心里不痛快,就对我的母亲说:“去安慰安慰他。”

  妈妈那天晚上就呆在我的房里了。弗朗索瓦丝看到妈妈坐在我的身边,握住了我的手,任我哭个不停也不训斥我,她看出必定发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问妈妈:“夫人,少爷怎么啦,哭成那样?”我本来是有权盼望妈妈来同我道晚安的,可是眼下的情况那样不同,妈妈看来不想以任何懊恼之情来损害这不同寻常的时刻,便这样回答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弗朗索瓦丝,他神经太紧张;快给我铺好大床,然后上楼睡去吧。”就这样,破天荒头一回,我的忧伤没有被看作应该受罚的过错,而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病症。方才妈妈正式承认了,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我是没有责任的;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在苦涩的眼泪中搀进什么顾忌了,我可以痛哭而不至于犯下过失。在弗朗索瓦丝面前,我深为这种人情的复归而自豪。一小时前,妈妈拒绝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还不屑一答地吩咐我快睡;如今她那番通情达理的话,把我抬到了大人的高度,使我的痛苦一下子脱离了幼稚的境界,达到成熟,我的眼泪由此获得解放。我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我不高兴。我觉得母亲刚才对我作出的第一次让步,她一定很为之痛心,她第一次在她为我所设想的理想面前退缩;她那么勇敢的人,第一次承认失败。我觉得,我取得胜利是跟她作对;我使她的意志松懈、理性屈服,不过是因为她怜恤我有病,怕我伤心过度,顾念我年幼。我觉得那天晚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将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日子留传下来。倘若当时我有勇气开口,我就会对妈妈说:“不,我不要,你别睡我这儿。”但是,我深知妈妈有审时度势之明,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很现实主义。这种明哲的态度,使她的理想主义天性有所收敛,不象外祖母那样热得象团火。我心里有数,现在既然毛病发作,妈妈宁可让我起码得到些慰藉,免得惊动父亲。当然,在妈妈那样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想方设法止住我眼泪的那天晚上,她的俊俏的脸庞还闪耀着青春的光彩;但是,我偏偏认为不该这样。她若怒容满面,我或许还好受些;我童年时代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这样温情脉脉,这反倒使我感到悲哀。我仿佛觉得自己忤逆不孝,偷偷地在她的灵魂中画下第一道皱纹,让她的心灵长出第一根白发。想到这里,我就哭得更凶了。这时候,我看到了从来没有依我亲昵撒娇的妈妈,突然受到我情绪的感染,在竭力忍住自己的眼泪。她感到我看出她想哭,便笑着对我说:“瞧,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傻瓜,再这么下去,弄得妈妈也要像你一样犯傻劲儿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不想睡,妈妈也不困,咱们别这么哭哭啼啼地呆着,倒不如干些有意思的事,拿出一本书看看吧。”可是偏偏房间里没有书。

  “要是我把你外祖母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的书先拿给你,你不会不高兴吧?想好了,等到后天你什么礼物也没有,你不会失望吧?”

  正相反,我高兴极了。妈妈去拿了一包书来,从包装纸看,那些书又短又宽,仅凭这初步印象,(虽然是笼统的,而且还隔着一层纸)它们的吸引力就已经大大超过新年颜料盒和去年的蚕宝宝了。那几本书是《魔沼》、《弃儿弗朗沙》、《小法岱特》和《笛师》。后来我才知道,外祖母起先挑选的是缪塞的诗,卢梭的一本著作,还有《印第安娜》①;因为,外祖母固然认为无聊的书同糖果点心一样对健康有害,但她却并不否认天才的恢宏气魄甚至对一个孩子的思想都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见得比旷野的空气和海面吹来的风更有害于健康,更缺乏振作活力的功效。但是当我的父亲得知她送我那几本书时,几乎把她看成疯子,因而她只好再次亲自出马,光顾舒子爵市的书店,免得我不能及时拿到礼物(那天的天气热得灼人,外祖母回家时难受极了,医生警告我母亲说:以后切不可再让她累成那样)。外祖母一下就选中了乔治·桑的这四本田园小说,“我的女儿,”她对我妈妈说,“我总不能存心给孩子买几本文字拙劣的书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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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印第安娜》也是乔治·桑所著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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