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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
我躺在悬崖上，眼前只见一片片草地。草地上方，并不是基督教理论的七重天，而只有两重：一重较深——大海，高处的一重较浅。如果我带去了一件什么小玩艺儿，能讨得女友中这一位或那一位的欢喜，她们会那样骤然喜形于色，一瞬间她们那透明的脸庞便变得火红。她们的嘴压抑不住那欢喜，一定要让那欢喜表现出来，于是便开口大笑。我们品味着这种喜悦。她们聚集在我的周围，彼此的面庞相距不远。将一个个面庞分开的空气勾画出碧蓝的小径，有如园丁希望留些空隙，以便自己能够来回走动而在玫瑰丛中辟出的小径。 　　带来的食物吃光了，我们就作游戏。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觉得这些游戏枯燥无味，有时甚至与“宝塔站岗”或“看谁先笑”一样幼稚可笑。但是，那个时刻，就是给我一个帝国，我也不会放弃这些游戏。这几位少女的面庞仍然洋溢着青春初绽的光彩，我的年龄则已经超出这个。这光彩在她们面前照亮了一切，恰似某些早期宗教画家那酣畅的画面，金色的背景上最无关紧要的细节也从她们的生命中突出起来。对这些少女中的大部份人来说，她们的面庞本身与黎明时那虚无缥缈的红霞混成一体，真正的个性尚未迸发出来。人们见到的，只是艳丽的色彩，在这色彩之下，还无法分辨出来几年之后的轮廓会是什么样。今日的轮廓中还没有任何成份可算是最后定型，只能算作与家庭中某一位己逝的成员暂时有些相像罢了，造物主已向这位去世的成员尽了此种纪念性的礼节。身体已经固定不变，再没有什么指望了，再不会向你许诺什么令你喜出望外之处。不久就会看到尚未显老的面庞四周头发脱落或者变白，就像在盛夏时节的大树上看到已枯的树叶一样，已经毫无希望。这样的时刻会来得那样飞快，这万道霞光的清晨是这样短促，以致有人竟走到只爱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地步。这些少女的身体，象一块宝贵的面团，尚在发育。她们只不过是一撮可塑物质，左右她们的转瞬即逝的印痕随时都在塑造着她们。简直可以说，她们每个人都是直率、完整而又转瞬即逝的表情相继塑造而成的快活、少年老成、撒娇、惊讶的小观音。一个少女对我们流露出的热情关切，这种可塑性会赋予它极度的丰富多采和极大的魅力。当然，这种热情关切对一位妇女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讨她喜欢的妇女，或者不让我们看出我们讨她喜欢的妇女，在我们眼中，总有某种令人厌倦的千篇一律之处。 　　这种关切本身，从一定年龄开始，在因生存竞争而变得线条生硬、变成永远有武士气概或出神入化一般的面孔上，再也不会带来柔和的变化。有的面孔，由于乖乖服从丈夫这种力量的反复作用，似乎已经不是女人的面孔，而是士兵的面孔了。另一张面孔，受到母亲每日心甘情愿为子女作出牺牲的雕凿，成了使徒的面孔。又有一张面孔，经过多年的逆境和风暴成了一只老海狼的面孔，只有身上穿的衣裳能揭示她的性别。当然，我们爱这个女子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一个女子的关切尚能在我们在她身边度过的时光上撒播上新的魅力。但是对我们而言，她不会是相继变化前后不同的女子。她的快活对一张不变的面孔而言，乃是外来之物。而少年时代则在完全固体化之先，因此，人们在少女身旁有一种清新感。观看不断变化的形状，不断形成不稳定的对比，就给人以清新感，使人想到大自然中各主要元素永不间断的重新创造。人们面对大海凝望不止的，正是这种永不间断的重新创造。 　　我为这些女友的“环坐猜物集体游戏”或“猜谜语”所牺牲的，还不仅仅是一次白日交际聚会，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次散步之类。有好几次，罗贝尔·德·圣卢叫人告诉我，既然我不到东锡埃尔去看他，他可以请二十四小时的假，到巴尔贝克来看我。每次我都写信给他，叫他千万不要这样做，我的借口是我那天正好不在，我要同外祖母到附近什么地方去走亲戚。他从自己的姑祖母那里得知这是我的什么亲戚，扮演我外祖母角色的到底是何人时，肯定对我看法不好。不过，我不仅牺牲了交际活动的快乐，而且也牺牲了友情的欢乐，去选择终日在花园中徜徉的快乐，大概没有错。有这种可能性的人——他们都是艺术家，这倒是真的，而我早就确信自己永远也成不了艺术家了——也有义务为自己生活。友情对你们来说，是对这种义务的支出，是放弃自我。就连作为友谊表现形式的交谈本身，也是非常肤浅的胡言乱语，令我们一无所获。我们可以闲聊上一辈子，什么也不用说，只要无限重复一分钟的空虚即可，在艺术创作的单独工作中思想则是向纵深前进的，唯有这个方向对我们没有封闭，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越来越困难，这是真的，但是可以得到真正的成果。而友谊不仅像谈话一样毫无成效，而且有害。我们当中，成长规律纯属内在的人，他们在自己朋友身旁，停留在自己的表面，而不是向纵深方向继续进行自己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不会不感到烦闷。这种烦闷的印象，在我们恢复独处时，友好的情谊又劝说我们要加以纠正，劝我们激动地回忆起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将这些话当成是宝贵的收获。而我们与可以从外部添加石头的建筑不一样，倒与以自己的汁液滋养下一节枝干和最上层花朵的大树十分相象。我庆幸自己得到象圣卢这样善良、聪颖、人人愿意与之交往的人的喜爱和欣赏，我不是叫自己的智慧去适应自己纷乱的印象——理清这些纷乱的印象，本是我的义务——而是去适应朋友的话语。我自己再次重复这些话（我叫活在我们身上、却与自我不是一个人的那个人给我重复这些话，人总是很高兴把思考的重担卸给他人），极力找到这位朋友的美。这种美与我真正孤独一人时所求索的美完全不同，但是这种美赋予罗贝尔、我自己、我的生命以更大的价值。我这么做的时候，是在自己骗自己，是中断了成长的过程。如果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下去，我确实可以真正地成长起来，得到幸福。在这样的朋友为我造成的生活里，我显出娇滴滴地避开了孤独、高尚地希望为他牺牲自己的模样，实际上却意识不到自己的使命了。 　　相反，在这些少女身旁，虽然我品尝的快乐是自私的，但是至少它不以谎言为基础。谎言极力要我们相信，我们并不是不可救药地孤独，谎言不许我们承认：我们交谈的时候，谈话的不是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是依照别人的模样塑造自己，而不是塑造一个与他人不同的自我。 　　这一小群少女与我交换的话语没有什么趣味，话也很少，从我这方面又被长时间的沉默所打断。这并不妨碍她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怀着同样快乐的心情倾听她们讲话，正如我无比快乐地凝望她们，从她们每个人的声音发现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一样。我怀着极大的乐趣听着她们叽叽喳喳。钟情能帮助人分辨、区别。在一片树林里，鸟类爱好者立刻分辨得出每一种鸟特有的啼啭，一个平常人则混淆不清。喜爱少女者知道人的嗓音比那还要变化多端。每一种嗓音拥有的音符，都比表现力最丰富的乐器还多。每种嗓音对这些音符的组合方式又和人的个性变化无穷一样无穷无尽。与其中一位女友谈天时，我发现，表现她的个性而独有的那幅原画，既通过她嗓音的抑扬顿挫也通过她面部表情的变化，在我面前巧妙地勾画出来，暴虐地强加于我。我发现这是两出戏，每一出在自己的范畴内，表现同一奇异的现实。 　　肯定，嗓音的曲线与面部的线条一样，尚未最后固定。嗓音还要变，面庞也要变。正如婴儿有一种唾液腺，分泌的液体帮助他们消化牛奶，而长成大人以后这个唾液腺就再也不存在了一样，在这些少女的吱吱喳喳鸣叫声中，也有长成成年妇女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的音符。这些少女用双唇，怀着贝里尼①音乐小天使②的认真和热情弹奏着这件更为丰富多彩的乐器，这种认真与热情也是青春特有的采地。这热情自信的音色赋予最简单的事情以动人的魅力。无论是阿尔贝蒂娜以权威的口气道出一些俏皮话，还是安德烈谈起她们学校的作业，都是如此。阿尔贝蒂娜说话时，年纪最小的少女无比钦佩地听着，直到最后就像要打喷嚏怎么也忍不住一样狂笑起来；安德烈谈起她们学校的作业，比她们所作的游戏更孩子气，是稚气十足的一本正经。在古代，诗歌与音乐分别还不大时，是以不同的声调来吟诵诗篇的。她们的话语铿锵有声，有如古代的诗句。 　　-------- 　　①此处指让蒂·贝里尼（1429—1507）。 　　②此处普氏指的是威尼斯圣玛丽亚教堂中围绕在圣母及圣婴身旁的那些音乐小天使。 　　尽管如此，这些少女的嗓音已经明确表现出这些小小的人儿每个人对生活的主见。这些主见是那样具有个人色彩，我们如果说这个“她把什么都当玩笑”，说那个“她从肯定到肯定”，说第三个人“她总是停在充满期待的犹豫之中”，都是用词太泛。以后，这些少女会失去这种嗓音。我们面孔上的线条差不多只是由于习惯而形成的、最后不再变化的动作而已。造物主，如同庞培的灾难，仙女变形一般，将我们固定在习惯性的动作上。同样，我们语调的抑扬顿挫包含着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人对事物随时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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