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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四

　　弗朗索瓦丝对我们的快乐无动于衷，这使我非常恼火。她情绪很激动，因为盖尔芒特家的听差和那个爱打小报告的门房大吵了一场。一定要公爵夫人大发善心，出面调解，两个人才勉强讲和，而且，公爵夫人还宽恕了听差。因为她心地毕竟还算善良，她认为不相信“闲言碎语”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最好办法。

　　好几天以前，就有人陆续知道我外祖母生病了，纷纷前来向我们打听消息。圣卢给我写信说：“我不想在你亲爱的外婆生病的时候，对你进行过分的责备，她毫无过错。但是，如果我对你说，或者通过暗示让你知道我会忘记你的背信弃义，原谅你的狡诈和背叛，那是撒谎。”但我有几个朋友却认为我外祖母没什么大病，或者根本不知道她有病，约我第二天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找他们，然后同他们一起先去拜访一个人，再到乡下去参加一个晚宴。他们说，这个晚宴会给我带来快乐。我没有理由放弃这两次娱乐机会。我们对外祖母说，她应该听迪·布尔邦大夫的话，多出去散散步，她就立即提出要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带她去那里对我说来是举手之劳，她坐着看书，我就可以同我朋友商定碰头地点，只要我抓紧时间，可能还来得及和他们一起赶乘到维尔—达弗雷的火车。可是，等到要出门时，我外祖母又不想动了，她感觉很累。可我母亲受了迪·布尔邦大夫的开导，来了一股子劲，她大发脾气，一定要我外祖母服从她。她想到外祖母又要回到神经质状态，从此一蹶不振，就差一点要哭了。这天风和日暖，再没有比这更适合外祖母出门的天气了。太阳不停地变动位置，把它稀稀朗朗的光线照到看上去不太坚固的阳台上，使石头的表层微微发热，给它蒙上一层朦朦胧胧的金色光晕。因为弗朗索瓦丝没得空闲去给她的女儿打电话，一吃完午饭就走了。不过，她还算不错，走之前到絮比安家去了一次，让他给我外祖母出门要穿的那件短大衣缝几针。我正好散步回来，就和她一起去裁缝家了。“是您的少东家带您来的，”絮比安对弗朗索瓦丝说，“还是您带您的少东家来的？要不就是什么古风和命运女神把你们二位一起带来了。”絮比安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天生就讲究句法，如同德·盖尔芒特先生天生只会——尽管他作了很大努力——违反句法一样。弗朗索瓦丝走了，短大衣也已补好，我外祖母该梳妆打扮了。她固执地拒绝母亲留在她身边，独自在房间里打扮，老也不见她出来。现在我知道她身体挺健康，我又满不在乎起来了（我们的亲人只要还活着，我们对他们就会采取这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把他们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我觉得她太自私，明明知道我跟朋友有约会，要到维尔—达弗雷去吃晚饭，可她却慢腾腾地没个完，就象故意要叫我迟到似的。我等得很不耐烦，尽管人家两次跟我说她就要准备停当，我还是一个人先下楼了。她终于赶了上来，还是象往常迟到时那样，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象一个有急事的人，满脸通红，慌里慌张，随身要带的东西忘记了一半。她追上我的时候，我快走到玻璃门了。门半开着，从外面吹进习习暖风，潺潺有声，仿佛有人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可房子的内壁却仍然冷得象冰块。

　　“我的上帝，早知道你要去会朋友，我就该穿另一件短大衣来了。这一件叫人看了有点寒碜。”

　　我看她脸那么红，吃了一惊，我意识到，她一定知道晚了，就匆匆忙忙下了楼。我们在加布里埃尔林荫大道上下了出租马车。刚下车，我看见外祖母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转身朝那个有绿色树墙的古色古香的小房走去。从前有一天，我在这个小屋里等过弗朗索瓦丝。我跟在外祖母后面（她大概想吐，一只手捂住嘴巴），登上那座建造在花园中央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小剧院”的台阶，我看见上次在这里遇见的那个护林员这次还在“侯爵夫人”身边。“侯爵夫人”一如既往，坐在厕所门口收钱，她那大得出奇的很不端正的脸上搽了一层劣质白粉，头上套着棕色假发，假发上戴了一顶插有红花，镶有黑花边的小软帽，活象马戏场上满脸涂着白粉准备登场，亲自在门口收门票的小丑。但我确信她没有认出我来。护林员擅离职守，坐在她身边同她聊天，他的制服也是绿色的，和树木的颜色很协调。

　　“那么，”他说，“您就老这样呆下去了吗？您不想离开？”

　　“我干嘛要离开，先生？您倒说说看，我在哪里会比在这里更好？到哪里去找这些安逸和舒适？再说这里人来人往，我自得其乐。我把这里叫做我的小巴黎，我从我的顾客那里了解到全巴黎发生的事。听着，先生，五分钟前从这里出去一个顾客，是一个职位很高的行政官员。嗨！先生，”她激动地喊了起来，仿佛——如果护林员假装怀疑她的论点并且提出异议的话——准备用武力维护她的论点似的，“八年来，您好好听着，上帝创造的每个星期之中，他每天三点钟准时到这里来，总是彬彬有礼，说话从来轻声细气，从来不把地面弄脏，他在里面要呆半个多小时，一面解小手，一面看报。只有一天没有来。当时我没有在意，可是到了晚上我突然心里嘀咕：‘一天过去了，可是那位先生没有来，也许他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对好人总是很留恋的。因此，第二天，当我又看见他时，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对他说：‘先生，昨天您没事吧？’他对我说，他自己没什么事，是他的妻子死了，他心神不定，魂不守舍，因此没有来。当然，他看上去就象婚后二十五年丧妻的人那样愁容满面，但他毕竟很高兴，因为他又来了。我感到他平时的微小习惯被打乱了。我尽量给他鼓劲儿，对他说：‘您不要自暴自弃。还象从前那样每天到这里来，这能使您在忧愁中得到一点儿消遣。’”

　　“侯爵夫人”接着换上了一种更温和的语气，因为她看到花坛和草坪的保护神对她的话深信不疑，没有提出异议，他的一把剑——看上去更象一把园艺工具——仍然安静地躺在剑鞘里。

　　“还有，”她说，“我对顾客是有选择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我叫做‘客厅’的地方受到接待。您看，这里难道不象一个客厅吗？还有花呢！因为我的顾客中有几个很懂礼貌，他们——不是这个，便是那个——都愿意给我捎来一枝美丽的丁香花，茉莉花，或者玫瑰花。我最喜欢玫瑰花。”

　　我们既没给她带丁香，也没有给她送玫瑰，我想她不会对我们有好印象，不禁脸色赧然。为了尽量避免当面——宁愿让她缺席审判——聆听她对我们的批评，我就朝出口处走去。但是，在生活中，受到最热情接待的不总是手捧美丽的玫瑰花的人，因为“侯爵夫人”以为我等不及了，对我说：

　　“要不要给您开一间小的？”

　　我表示不要。

　　“不要？”她微笑着又说，看上去是诚心诚意的，但我知道，要解手是不管要不要付钱的，但一定要有解手的需要。

　　这时，一个衣着很不体面的妇女匆匆走进厕所，看样子她确实需要解手。但她不是“侯爵夫人”世界里的人，因为“侯爵夫人”用一种冒充上流社会女人的凶相对她说：

　　“全满了，太太。”

　　“要等很久吗？”可怜的女人问，她头上插着黄花，脸憋得通红。

　　“啊！太太，我劝您上别处去吧，因为，您看见了，还有两个先生在等着呢，”她指着我们——我和护林员——说。

　　“再说，我只有一间能用，其他几间正在修理……一看这女人的脸就知道她不会付钱，”“侯爵夫人”说，“她不是这里的人，身上很脏，又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我恐怕要用一个小时才能把女厕所打扫干净。我才不后悔少收入两个苏呢。”

　　外祖母终于出来了，她在里面足足呆了半个钟头。我想她决不会为她的不得体的行为付小费的，于是我先走了，以免“侯爵夫人”可能对她嗤之以鼻时我也被捎带上。我走上一条小径，但走得很慢，好让外祖母不费劲地撵上来，同我一起走。果然，外祖母很快就撵上来了。我以为她会对我说：“让你久等了，我希望你不至于错过与朋友的约会”，但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有点失望，不想先开口；我终于抬起头来看她，我看见她在我旁边走，头却扭向另一边。我怕她又恶心了。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她走路一颠一颠的，不由得心里一震。她帽子歪斜着，大衣很脏，显得邋里邋遢，神情很不满意，脸涨得绯红，看上去忧心忡忡，就好象是一个被车撞倒或被人从泥坑中拉上来的人。

　　“外婆，我刚才真怕您又恶心了。现在好些了吗？”我对她说。

　　她肯定在想，如果不回答我，我一定会感到不安。

　　“我听见‘侯爵夫人’和护林员的全部谈话了，”她对我说，“简直是盖尔芒特和维尔迪兰小圈子里的人说话的腔调。上帝！那种事竟也能讲得如此文雅。”接着，她又认真地引用了一句她的侯爵夫人，也就是德·塞维尼夫人的话：

　　“听他们说话，我心里暗想，他们在为我准备愉快的告别会呢。”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话。她在说这些话时，动用了她的全部智慧。她的引经据典的嗜好和对古典作品的记忆，甚至比平时更加用心，象是为了显示她对这一切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这些话，与其说是我听见的，毋宁说是猜到的，因为她的声音嘟嘟囔囔，牙咬得很紧，用怕呕吐的理由是很难解释这个现象的。

　　“好吧，”我轻松地对她说，尽量装得不把她的不舒服看得太认真，“既然你有点想吐，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回家去吧，我可不愿意带着一个消化不良的外祖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遛达。”

　　“因为你和朋友有约会，我没敢提出来要回家，”她回答我说，“可怜的孩子！但是，既然你愿意，那当然更好。”

　　我担心她会发觉她说话时发音有些特别。

　　“行了，”我生硬地对她说，“别再说话了，你会累的，既然你恶心，再讲话就不合情理了，要说回到家里再说吧。”

　　她忧郁地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她明白没有必要再向我隐瞒了，我已经猜到，她刚才心脏病有一次小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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