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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
送给我的请柬上，德·康布尔梅夫人草就一帖，说她后天午后举办一次音乐会。诚然，若在两天前，不管我对社交生活有多厌倦，但能欣赏一番移植到花园中举行的音乐会，对我来说确也是一种快事，费代纳阳光充足，花园里花红树翠，满目无花果树，棕榈树，遍地蔷薇花，一直延伸到海边，海面常常水波不兴，蔚蓝一色，宛如地中海的景观。主人家小巧玲珑的游艇在海上航行，盛会之前，驶往海湾彼岸的海滩，迎来最为尊贵的宾客；等客人到齐，游艇便迎着太阳张开遮篷，当作客人们用点心的餐厅；黄昏时分，再送走迎来的宾客。奢华的排场确实诱人，但开销极大，为了部分填补此项花费，德·康布尔梅夫人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尤其是生平第一次出租她家拥有的一处住宅：拉斯普利埃城堡，城堡的风格与费代纳迥然而异，真的，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举办这样一次音乐会，素昧平生的乡绅贵族济济一堂，若在两天前，也许我已经变换了巴黎“上流生活”的口味！然而现在，任何乐趣于我都毫无意义。我于是回复德·康布尔梅夫人，深表歉意，恰如一小时前，我让人打发走了阿尔贝蒂娜：悲戚之情使我内心产生欲望的可能性荡然无存，如同高烧不退，彻底伤了胃口……我母亲该于翌日抵达。我仿佛感到在她身边生活，已不象过去那样于心有愧了，我对她也更理解了，如今我已经告别了过去离奇、堕落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涌现的回忆，往事令人心如刀割，为我和母亲的灵魂戴上了荆棘之冠，使我们的灵魂净化得更加高尚。我心里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有名副其实的悲伤，如妈妈的——一旦失去心爱的人，内心的悲哀便会彻底剥夺您长久的、有时甚至永久的生活乐趣——也有其他形式的悲伤，如我的，不管怎么说，此类悲切之情只是短暂的，来得迟，去得快，只能等事过许久之后，方才产生，因为需要“理解”事件本身，才能有所感受；这两种悲切之情有所差别；多少人真切感受到的悲哀与此时此刻折磨着我的悲哀，其差别只在于这种无意中往事突然涌现的方式。 　　至于象我母亲那样的揪心痛苦，我总有一天也会有亲身体会，诸位在后面的叙述中自可看到，但此时尚无体会，也不象我想象的那番滋味。正如一个陪同主角排练台词的演员，本该早早就位熟悉自己的角色，但直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到，需提的台词仅仅读过一遍，该他道尾白时，倒相当机灵，且善掩饰，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姗姗来迟，正是这样，待我母亲到来时，我这种刚刚体味过的悲切之情反给我提供了机会，向母亲表白我心中如何悲伤。她只觉得准是我看到了与外祖母共同呆过的地方（并非如此），触景生情，陡然悲哀。与母亲相比，我所感受到的悲痛微不足道，但却打开了我的眼睛，我平生第一次惶恐不安地体悟到了母亲所能承受的巨大痛苦。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为何外祖母去世后，母亲一直目光呆滞，没有一滴泪水（弗朗索瓦丝因此而很少向她抱怨），她的这种目光正是死死盯着回忆与虚无这对难解的矛盾。此外，尽管母亲总是不离黑面纱，但在这个新地方，她愈是这样穿戴，我愈是惊心动魄，惊诧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说她失却了一切欢乐，这远不足于表达，她简直象彻底溶化了一般，铸成了一尊塑象，在苦苦哀乞，唯恐动作太猛，声音过响，冒犯了与她形影相吊的痛苦之人。但是，尤为令我吃惊的是，一见她全身披黑踏进屋来，我旋即发现——而在巴黎从未注意到——眼前不是母亲，而是外祖母。就象在王族里，王侯将相一死，王孙公子便因袭其位，于是奥尔良公爵，塔兰托亲王和洛姆亲王便分别成为法兰西国王，拉特雷默伊耶公爵和盖尔芒特公爵，而生者也往往通过性质不同，但原因更为深刻的继承方式，继死者的财产为已有，成为死者的后继替身，把业已中断的生命继续下去。对妈妈这样的闺女来说，母亲的去世造成的巨大悲痛也许只是提早咬破蛹壳，加速了心爱的人的变化和出现，倘若没有这一危机，加速发展进程，一下子跳越几个发展阶段，心爱的人的出现必将迟缓一些。在对故人的哀悼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启示，最终使我们的性格特征出现了相似之处，再说，它们就潜藏在我们身上；哀悼中，特别是我们的能动性一时中止——这种能动性主要是个人的（如我母亲的通情达理以及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含讥带讽的快乐天性），只要心爱的人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不顾忌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哪怕有损于心爱之人的利益，从而与我们从心爱之人身上继承下来的特殊性格互为抵销。一旦心爱的人不在人世，我们便会为与以前判若两人而顾虑重重，欣赏的将只是过去的她，只是业已成为历史，但却与其他事物交织在一起的自身，只是从今之后将保持完整的自我的自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绝非人们通常所指的那种极为含糊、虚假的意义），可以说死亡并非无益，人死后还仍然会给我们施加影响。死者起的作用甚至超过生者，其原因在于真正的现实唯有通过理智才能显示出来，是理智活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对不得不通过思维再创造的一切，对每日生活向我们掩盖的一切，并不真正了解…………总之，在对故人深切的悼念之中，我们对故人所热爱的一切无不视为崇拜的偶像。我母亲不仅舍不得我外祖母的手提包，这小包已变得比蓝宝石、比钻石还珍贵，舍不得我外祖母的袖套，舍不得所有那些使她俩外表显得格外相似的衣着服饰，而且我外祖母一直爱不释手的德·塞维尼夫人的几部作品，我母亲也怎么都舍不得拿去交换，哪怕与名作家的手稿交换。过去，她常取笑外祖母，说外祖母哪次给她写信都少不了要录上德·塞维尼夫人或德·博泽让夫人的一句话。而在母亲抵达巴尔贝克之前给我写的三封信中，每一封都针对我引用了德·塞维尼夫人的话，仿佛这书信不是她写给我的，而是我外祖母写给她的。她执意要下堤坝去亲眼看看我外祖母信中每次都向她提起的那片海滩。我看着她手执她母亲的晴雨两用伞，全身披黑，迈着虔诚、怯生生的步履，从窗边向前走去，踏着在她之前亲人双脚踏过的细沙，那神态仿佛是在寻觅一位死去的亲人，那亲人也许会被海浪冲回岸边。为了避免她孤零零一人用餐，我不得不陪她一起下楼。法院首席院长和首席律师的遗孀一起介绍给了母亲。母亲对与我外祖母有关的一切都是那么饱含深情，以至于听了首席院长对她说的一席话，心情无比激动，并感激不尽，将永远铭刻心怀，而对首席律师的遗孀没有任何表示，未说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话，母亲又感到忿恨，痛心。一位言语激动，另一位沉默不语，尽管我母亲认为这两者相去甚远，但只不过是表达死者令我们产生的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不过，我觉得，母亲往往从我无意中渗进几分痛楚的话语中获得些许温暖。正如保证我外祖母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所有一切东西，我的痛苦只会给妈妈带来幸福（尽管她对我百般抚爱），后来，我母亲每日都下楼去海滩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亲的所作所为，阅读的也是她母亲最喜爱的两部书：德·博泽让夫人的《回忆录》和德·塞维尼夫人的《书简集》。她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称德·塞维尼夫人为“才智横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称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样。但是，当她在书简中读到“我的女儿”这几个字，每每觉得听到了她母亲对她的说话声。 　　在这朝圣般的活动期间，她本不愿受到任何打扰，可运气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滩上遇到了打从贡布雷来的一位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几个女儿。我想她叫普桑夫人。可我们私下总是戏称她为“有你好瞧的”，因为她警告女儿们当心闯祸时，张口闭口总是这句话，比如她冲着一个总揉眼睛的女儿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她从老远见到我妈妈，就声泪俱下，没完没了地问候起来，可看那派头，不象是表示慰问，而是象教训人。她生活在贡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几乎与世隔绝，觉得世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温柔，甚至连法语词和人地名都要软化一番。她认为将斟饮料的银具叫作“居伊尔”过分生硬，于是便称“戈伊”；她唯恐直呼“费纳龙”而对《忒勒玛科斯》和蔼可亲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样，心甘情愿地把最聪慧、最温和、最忠厚的贝特朗·德·费纳龙当作最亲爱的朋友，凡与他相识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从来都称呼他“费内龙”觉得“内”这个音增添了几分柔和。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么温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是贡布雷的一位证人，提着银箱一走了之，让我姨夫损失了偌大一笔财产。但是，贡布雷的大部分居民与他家的其他成员相处还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关系紧张，大家倒对普桑夫人表示同情。她从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从她家栅栏门前经过，都少不了留步驻足，对花园的浓荫翠绿欣赏一番，但却看不清里面别的东西。在巴尔贝克，她并不怎么碍我们的事，我也只遇到她一次，当时她正训斥在咬指甲的女儿：“等到你手指流脓，有你好瞧的。” 　　妈妈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未能找到一位适应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茎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单单一人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巴尔贝克，在旅馆下榻，小住一段时日，他喜气洋洋。尽管他打心眼里嫉妒两位哥哥，但也爱着他俩，尽可好好利用这几个星期，培养培养骨肉之情。丰特弗洛尔特女修道院院长不是这样经常离开修女们，去分享路易十四给她胞妹莫特马尔的盛情招待吗？女修道院院长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妇。那时，小伙子到巴尔贝克才不到一年，对我尚不熟悉，可听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务员招呼我时在先生两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们的样子，第一次称呼我时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或许是因为向一位他认定知名的人士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或许是因为遵循了五分种前尚不知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得违反的惯用礼节。这家大旅馆对某些人可能会产生诱惑力，对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个高高搭起的大舞台，众多的角色纷纷粉墨登场，甚至连置景处也热闹非凡。虽然旅客只不过是某种观众，但无时无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观众的生活展现在舞台豪华的场景中，而不象在剧院，只有演员在台上演戏。打网球的尽可身著白色法兰绒上装回旅馆，门房却非要穿上绣有银饰带的蓝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给他。倘若这位打网球的不愿爬楼，那也仍然离不开演员，身边就有那么一位衣着同样华丽的司机开电梯。楼层的走廊掩护着贴身侍女与报信女仆，躲避纠缠，在海上时，她们就象雅典娜女神节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丽，热衷于与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总是七弯八拐，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她们的小房间来，楼下，占统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帮子无所事事、年纪过小的男仆，整个旅馆活脱脱象一部已经成形、永远重复演出的犹太基督教悲剧。因此，一见到他们，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诵起拉辛的诗句，这一回，不再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贝盯着向德·夏吕斯先生致意的大使馆秘书时，浮现在我脑际的《爱丝苔尔》剧中那几句话，而是《阿达莉》剧中的诗行，因为一踏进在十七世纪被称为门厅的大厅，便见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轻服务员，尤其在用点心的时刻，活象拉辛剧中合唱队的年轻的犹太人。当阿达莉问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时，如果若阿斯虽含糊其辞，但总算也作了回答的话，我可不相信这帮服务员中有谁能够作答，因为他们实在无所事事。若有人象年迈的王后询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关闭在这个场所的人们， 　　一个个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 　　他最多只能回答： 　　“我在观看礼仪的豪华场面， 　　同时，我也在为此作点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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