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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二
见媳妇一示意，德·康布尔梅夫人马上就要起身，对我说道：“既然您不愿去费代纳住，也就罢了，可您至少也该在这个星期找一天来吃顿午餐，比如明天，您不愿意吗？”说罢，她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态，为了让我自己决定，又添上了一句：“您到时定能再见到克里丝诺瓦伯爵。”此人我素不相识，根本谈不上再次见面。她正欲用别的欲望对我进行引诱，希望我的双眼闪现出欣喜的光芒，可却戛然而止。原来法院首席院长回府时得知她在旅馆，暗地到处寻找，接着又在家等着她上门，然后又装着与她碰巧相遇的样子，前来向她致意。我明白德·康布尔梅夫人不愿将方才向我发出的邀请扩展到他的头上。然而，他们结识的时间比我要久得多，多少年来，他一直是费代纳日场音乐会的常客，我初次到巴尔贝克逗留时，对我些常客曾经羡慕不已。可是，结识的时间长短对上流社会人士来说，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他们往往更乐意邀请新朋友共进午餐，因为新朋友还能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尤其在其露面之前，已经有人作了令人心动、热情洋溢的介绍，比如圣卢的举荐。德·康布尔梅夫人估计首席院长没有听到她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为了消除内疚的心情，对他甜言蜜语，亲切得再也不能亲切了。灿烂的阳光下，平日望不见的里夫贝尔海岸金灿灿一片，隐约地呈现在天边，耳边传来费代纳附近悠悠的三经钟声，小巧玲珑的经钟露出水面，与闪烁的蓝天几乎难解难分，有玫瑰色的，也有银白色的，难以细辨。“这景观就更象《普莱雅斯》了，”我提醒德·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夫人说，“您知道我想指的是哪一场。”“我想我是知道的”；可是，她那与任何记忆都不相吻合的声音、脸庞和毫无依托的空泛的微笑却在宣布：“我一无所知。”老夫人久久沉醉在传至此外的悠悠钟声之中，一想到时间不早，这才站起身来。“确实，”我说道，“平日里从巴尔贝克望不见那边海岸，也听不见那边的钟声。除非时间发生了变更，天际也扩展了一倍，不然，那钟声就是专门前来寻找你们的，我听得出它们是在催促你们动身；对你们来说，这是用晚餐的钟声。”首席院长对钟声很不敏感，偷偷地扫了海堤几眼，看到今晚游人寥寥无几，不禁黯然神伤。“您真是一位诗人。”德·康布尔梅夫人对我说，“感觉得出您很敏锐，富有艺术天性；来吧，我一定给您演奏几曲肖邦。”她一副如痴如醉的神态，双臂伸向空中，又加了一句，声音沙哑，仿佛在挪动卵石发出的声响。紧接着，便是吞咽唾液，老太太自然而然地用手绢揩了揩美国人所谓的细毛刷子，那满嘴的浓汗毛。首席院长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大忙，紧扶着侯爵夫人的胳膊，送她上车，换了别人，准会犹豫不决，去承担此等义务。支配如此行动，需要有一定份量的媚俗、胆量，而且要爱出风头，而这在上流社会是极讨喜的。再说，这是他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比我要自然。我打心眼里感激他，可却没有胆量效法他，只是跟在德·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夫人身边，她见我手中拿着一本书，想看看。一见德·塞维尼夫人的署名，她不禁撅了撅嘴，用了一个准是在某些“先锋派”报纸上看到的词，这词一经女性化，尤其是用以形容一位十七世纪的女作家，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只听得她向我问道：“您难道真的觉得她才华横溢吗？”侯爵夫人把一位糕点师傅的地址给了跟班的，老夫人要先到那儿走一趟，然后再启程回府，大路上晚尘飞扬，呈现出一片玫瑰色，层层悬崖在暮色苍茫中状若起伏的峰峦。她问老车夫那匹生就畏寒的马身子是否够暖和了，另一匹马的铁掌是否紧得它难受了。“我一定给您写信，把该定的事定妥。”她低声对我说道，“我看见您在与我儿媳谈论文学呢，她真惹人喜爱。”她又添上一句，尽管并非肺腑之言，可她早就养成——并因性善而保留着——这一习惯，以免给生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她儿子是贪财才结的婚。“再说，”她激动得难以自己，最后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她是……是……那……那么……富有艺……艺术鉴……鉴赏力！”说罢，她登上马车，一边摇晃着脑袋，手执阳伞把，身著超重的圣职般的服饰，犹如一位巡回施坚振礼的年迈主教，又踏上巴尔贝克的街道。 　　“她邀请您去吃午餐了。”等马车远去，我和女友们回旅馆时，首席院长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跟她关系正冷着呢。她觉得我冷落了她。嗳，我这人最容易相处。不管谁用着我，我总是应声而起：‘到。’可是，他们硬要死死缠着我不放。啊！这样一来，”他一副微妙的神态，又添了一句，翘起手指，象是在分辨、推理。“我就不答应了。这是对我假日自由的侵犯。我不得不发出警告：‘就此止步吧！’看来，您与她友情甚笃。等您到了我这个年纪，您将会明白，上流社会无足轻重，您终会为如此看重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遗憾。噢，吃晚饭前，我再去转转。再见了，孩子们。”他向众人大声喊道，仿佛已在五十步之外。 　　当我与罗斯蒙德和希塞尔告别时，她们俩发现阿尔贝蒂娜还呆着，不随她们一起走，对此感到奇怪。“嗳，阿尔贝蒂娜，你还呆着干啥，你知道几点钟了？”“你们回去吧，”她以权威的口吻对她们说道，“我有事要跟他谈。”她一副乖顺的神态，指了指我，添上一句。罗斯蒙德和希塞尔看了看我，陡然对我增添了一分新的敬意。我心里乐滋滋的，感到至少在这一刹那间，在罗斯蒙德和希塞尔眼里，较之回家的时刻，较之她的女友，我要重要得多，而且与她之间有着重大秘密，他人不得介入。“今晚我们就不见面了？”“我不知道，这要看看今晚的情况。反正明天可以见。”“上我房间去吧。”等她女友走远，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们进了电梯；她在电梯司机面前一直沉默不语。“雇员们”（电梯司机就这么称呼仆人）为了了解主子们，了解这些只顾自己交谈，从不与下人啰嗦的怪人的闲事，不得不依靠自己察言观色，演绎推理，慢慢养成了习惯，从而大大发展了他们的预见能力，为“老板们”所不及。人体器官往往根据人们对它们扩大或缩小的需要，或萎缩，或增强。自从有了铁道之后，免误火车的必要性使我们学会了重视每一分钟，而在古罗马时代，不仅天文知识很粗浅，而且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人们不仅没有分的概念，甚至连固定的时的概念也不明确。因此，电梯司机看透了我们的心理，并准备讲给他的同事们听，说阿尔贝蒂娜和我忧心忡忡。可是，电梯司机却跟我们唠叨个不停，实在不知分寸。不过，我发现他脸上平时为我开电梯时显露的那种友好、欢乐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极为沮丧，惶惶不安的神态。我不知个中原因，尽管我更挂虑着阿尔贝蒂娜，可为了给他排忧解愁，我告诉他刚刚走的那位夫人叫康布尔梅侯爵夫人，而不是叫卡芒贝尔。这时，在我们正经过的楼层走廊上，我看见一位丑陋的女服务员，扛着一个长枕头，毕恭毕敬地向我致意，希望我行前施点小费。我真想弄个清楚，初次抵达巴尔贝克的那个夜晚，我万分渴望得到的是否就是她，可怎么也无法肯定。电梯司机带着伪证人大多少不了的那种真诚的语气，向我发誓，那位侯爵夫人让他通报的就是卡芒贝尔这个姓，可脸上那副绝望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说实在的，他先入为主，听见的是他早已知道的名字，这是很自然的事。再说，有许多人，即使不是电梯司机，对贵族身份以及藉以形成爵位的名称的性质认识模糊，似懂非懂，那么在他看来，卡芒贝尔这一姓氏是很有可能的，况且卡芒贝尔干酪举世闻名，借如此荣耀之声誉，赐侯爵爵位一个名称，这不足为怪，除非相反，是侯爵爵位的荣光使这一干酪得以名扬天下。不过，他见我不愿表示是自己错了，而且也深知主人即使为最微不足道的事一时心血来潮，也喜欢下人唯命是从，即使说的通篇是显而易见的谎言，也喜欢别人接受，于是，他象个忠实的仆人，答应我从此之后一定称呼康布尔梅。确实，无论在城内还是市郊，康布尔梅其人其名无人知，任何一个城里的店主或郊区的农夫都绝对不可能犯电梯司机这种错误。可是，巴尔贝克大旅馆的服务人员没有一个是当地人。他们连同旅店的一切设施，统统来自比亚里茨、尼斯和蒙特卡洛等地。这些地方的人兵分三路，一路去了多维尔，另一路到了迪纳尔，剩下的一路来到了巴尔贝克。 　　但是，电梯司机焦躁不安的痛苦心情有增无减。平常，他总是满脸堆笑，对我显得忠心耿耿，可现在他连这也给忘了，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也许他被“派走”了。倘若果真如此，我答应一定设法让他留下做事，关于旅馆的人员问题，经理曾许诺在先，不管我有什么决定，他都照办不误。“您愿意怎么办，都随您的意，我事先认可了。”我刚步出电梯，才猛然醒悟到电梯司机为何一副绝望而又凉愕的神情。原来是因为阿尔贝蒂娜在场，我平常上电梯时都自然而然施给她一百个苏，可这次却没有给。这个傻瓜，他非但没有明白我是不愿当着第三者的面施予小费，反而认为这下算是彻底完了，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施舍他任何东西了，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他想象我已经落到了“手头拮据”（象盖尔芒特公爵所说的那样）的地步，可如此设想远远没有激起他对我的任何恻隐之心，反而陡生了一种可怕的自私的失望心理。我暗中思忖，我并不象母亲认为的那么不理智，记得有一天，面对对方那种焦躁不安的等待心情，我不敢不又掏出一份过高的小费，就在前一天，我还过分地施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纤毫的疑心，总把平常那种欢快的神情欣然视为忠诚的表示，如今在我看来，赋予如此意义，显然是自己辨别力不怎么可靠。眼看电梯司机就要在绝望之中准备投下五楼，看他那副样子，我们心自问，如果爆发一场革命，我们的社会地位相互起了变化，电梯司机摇身一变成了资产者，不要说客客气气为我开电梯，只要不把我从电梯上推下去，就算万幸了；我心里揣摩，在某些平民百姓阶层，是否比上流社会还更伪善，确实，在上流社会，我们一旦不在场，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但要是我们真成了落难之人，还不至于再凌辱我们吧。 　　但是，万万不能据此断言，在巴尔贝克大旅馆，最计较个人得失的是电梯司机。就这点而言，服务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对顾客有所区分的人，相比之下，他们对一位年迈的贵族老爷（他竟能避开他们二十八天，把他们推给德·博特雷耶将军）合情合理施予的小费更为感激，而对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随意的慷慨赠予却不以为然，因为阔佬的这等举动正好暴露出一种失礼，只是当着阔佬的面，他们才道谢称善而已。而另一类人，在他们眼里，什么贵族身份，聪明才智，什么名望地位，风度举止，全都不存在，看得见的仅是数目的大小。对后一类人来说，唯有一个等级，这就是拥有多少金钱，或干脆能给多少。尽管埃梅自诩具备丰富的社交常识，因为他在很多旅馆当过差，但也许他本人就属于这后一类。比如谈起卢森堡公主，他会这样发问：“这玩艺儿里钱多吗？”（打这个问号，为的是了解清楚或彻底查核他所获悉的内情，以便决定给某某顾客提供一位巴黎“高厨”，或保证安排一张处在进口左侧的雅座，可尽览巴尔贝克海景）进行类似的掂量时，他至多附上一种社会性的色彩，象是在了解对方家族的老底。尽管如此，虽然内心在斤斤计较，但他表面上却没有纤毫的显露，不象电梯司机那样愚笨，一脸绝望的神色。说来，电梯司机如此幼稚，也许事情还更简单些呢。一座大旅店，类似过去拉谢尔所在的妓院，其方便之处就在于无需借助任何中间人，尽管某位男雇员或哪位女服务员一直绷着冷冰冰的脸，但只要看见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一千法郎当然更好，哪怕这一次是施予他人，也准会笑逐颜开，主动效劳。恰恰相反，在政治领域，或在情人的相互关系中，在金钱与顺从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名堂。其名堂之多，致使那些说到底总是见钱眼开的小人却往往难以沿着通达他们心灵深处的路线发展，而是自以为更微妙，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再说，类似“我知道我还该做些什么，明天呀，就该到太平间找我去了”这种谈话，并不失礼貌，而且听得也清楚。正因为如此，在礼仪周全的上流社会，很少遇到小说家、诗人和所有那些不该说的却偏偏要说的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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