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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九
很快地，德·夏吕斯先生的客人都走了。许多人说：“我可不愿意去圣器室（指男爵把夏利拉在身边，接受别人祝贺的小客厅），可是应该让巴拉梅德看见我，让他知道我是一直坚持到结束才走的。”没有一个人搭理维尔迪兰夫人。还有好几个人甚至佯装跟她根本不认识，错去跟戈达尔夫人道别，指着戈达尔大夫的妻子对我说：“这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吧？”德·阿巴雄夫人在老板娘听觉范围内问我：“首先得弄弄清楚，究竟有没有叫维尔迪兰先生的人，那还是一个问题呢。”公爵夫人们还呆着没走。她们原先期待着这地方一定跟她们见识过的地方大不相同，可是居然什么特殊奇异的东西都没有发现。她们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着埃尔斯蒂尔的画捧腹大笑，以弥补这一损失。她们没有想到，其余的东西跟她们见识过的如出一辙。于是她们对德·夏吕斯先生恭维道：“巴拉梅德真会布置！一经他的安排，车库和盥洗室都会变成仙境，发出夺人的光彩。”最高贵的要数那些向德·夏吕斯先生至诚恭贺晚会成功的夫人。举办这次晚会的真正动机，有些人不是不知道，然而却并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肆无忌惮跟光大门楣已发展到了同样远的地步。也许这只是出于对某些历史时期的眷恋，那时候，她们的祖先已经完全寡廉鲜耻，并以此为荣。她们当中有好几位当即邀请夏利到她们的晚会上来演奏凡德伊的七重奏，可是竟无一人想到要邀请维尔迪兰夫人。维尔迪兰夫人已经恼羞成怒。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此时腾云驾雾，非但对此毫无警觉，而且居然还请老板娘来分享他对晚会的喜悦之情。这位艺术聚会的正统理论家，这时候也许倒不是出于老气横秋，而是出于文学情趣，对维尔迪兰夫人说：“怎么样，您高兴吗？我想客人至少是高兴的。您瞧，凡是我来操办一次晚会，那就绝不会只是一半成功。我不知道您的纹章概念是否能使您准确地估计一下这次活动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举托起多大的重量，又为您移走了多少空气容积。您见到了那不勒斯女王、巴伐利亚国王的兄妹以及三位元老重臣。凡德伊若是穆罕默德，我们便可以说，我以为他搬走了最难移动的大山。想一想，那不勒斯女王为了参加您的晚会，是专程从纳依赶来的，对她来说这要比离开双西西里还要难得多。”尽管他对女王充满了敬意，但是他说这话怀着一种险恶用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想一想，自从加埃特沦陷以后，她也许一直深居简出。今后词典有可能将加埃特沦陷之日和维尔迪兰晚会并列定为两个辉煌灿烂的日子。她为了替凡德伊鼓掌而放下的扇子一定要比德·梅特涅克夫人因为有人起哄瓦格纳而折断的扇子更加著名。” 　　“她连她的扇子也忘了带走了，”维尔迪兰夫人说道，并指着椅子上的扇子给德·夏吕斯先生看。回想起女王对她的客气，她一时气也消了。“噢！太激动人心了！”德·夏吕斯先生叫道，虔敬地走近圣物。“正是因为它样子丑陋才那么感人至深。那小紫罗兰真令人不可思议！”激动和嘲讽轮番地穿过他的周身，使他全身为之痉挛。“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您对这些东西的感受是否跟我一样。斯万要是看到这玩意，我担保他会一蹶不振。女王如要拍卖这把扇子不管如何要价，我是买定了。我很清楚她肯定是要出售的，她已分文不名了，”他又补充道。在男爵这里，恶言恶语和赤诚崇拜始终相互参杂，相互映照；尽管这两者源于两种截然相悖的天性，可是在他身上却获得了统一。 　　这两种相悖的天性甚至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得到轮番的表现。德·夏吕斯先生是一位富足安逸的人，他从心底里睥睨女王的贫困，但他又经常颂扬这种贫困。有人谈起缪拉公主，双西西里女王的，他就回击道，“我不知道您想说的是谁。那不勒斯只有一位女王，就是那一位，她没有小轿车，但她是至高无上的。她坐在普通马车上，都能叫任何车马随从都黯然失色。她所到之处，平民百姓都在尘土飞扬中下跪迎候。” 　　“我要把扇子赠给一家博物馆。当务之急是先替她送回去，以免她再自己掏钱派人坐着马车前来寻找。鉴于这件物品的历史意义，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窃走。但是这样做，会使她难堪，因为她可能只剩下最好一把了，”他放声笑道。 　　“总之，您瞧，她看在我的面上来了。我创造的还不止这一个奇迹。我请来的人我不相信时下还有谁有此能耐把他们请来。当然，每人都有自己一份功劳。夏利跟乐师们演得如此精湛，如天神一般。而且，我亲爱的老板娘，”他屈尊说道，“您本人在这次晚会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的大名不会被轻易遗漏。史书上不也清楚地记载着贞德出征时那位替她披甲戴盔的侍从的名字嘛。总之，您起到了破折号的作用，您使凡德伊的音乐跟它天才的演奏者得以结合在一起。您深刻地明白了一系列环境因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有了这些因素，演奏者才得以受益于一位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我，我甚至于可以说是上帝派来的一位人物——的全部影响。您英明地请了这位人物来，确保了晚会的声誉把原来一副副耳朵都直接系在最受人恭听的舌头上，现在您把它们带到了莫雷尔的小提琴前面。不、不，这不是无谓的细节。在一次圆满的成功中不存在无谓的细节。成功是一切因素促成的。那位迪拉斯表现十分出色。总之，一切都十分出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好为人师地总结道，“我才反对您邀请那些人。他们是些充当除数的人，他们要是遇到我给您带来的那些举足轻重的人，就可能象在数字中加上了一个小数点，把别人都挤到小数点后面去了。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感觉是非常可靠的。您明白吗；我们举办一次晚会要无愧于凡德伊、无愧于他天才的演奏者，无愧于您，我甚至敢说，无愧于我的晚会，为此必须杜绝一切容易引出丑闻的事情。您要请那位莫莱，那一切都会砸锅。别看这只是微水一滴，但它是不利物质，它会起中和作用，将一剂药的效力化为乌有。电灯会因此熄灭，小糕点会送不上来，桔子汁众客喝了会闹腹泻。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请来的。只要说出她的名字，就会发生仙国里的事情，铜管就会立刻变成哑管，长笛和双簧管就会黯然失音。纵然莫雷尔本人还能拉出几个音来，但也一定会离弦走调，拉出的不再是凡德伊的七重奏，倒是贝克梅塞对凡德伊的戏仿①，不被哄下台才怪呢。我听到莫雷尔拉出的广板犹如一朵鲜花，自始至终盛开不败，愉快的终曲更使其鲜艳夺目。那不是一段普通的快板，其轻快的节奏是独一无二的。我从中清楚地感到，人的影响作用是很大的，莫莱不在，演奏家们就充满了灵感，连乐器都心花怒放。更何况，人们款待贵客的日子，当然是不请自己的门房的。” 　　-------- 　　①瓦格纳《名歌手》中的人物。他反对灵感，以技巧取胜。 　　德·夏吕斯先生说起她都是那个莫莱（如同他把迪拉斯非常友好地称作那个迪拉斯一样）他这么称呼是为了对她讲公道。因为这类女子充其量只不过是社交场上的演员。外界传说莫莱伯爵夫人在此方面具有出众的才华，坦率地说，即使以此水平衡量，她都与这名不符实。她享有这种声誉，不禁使人想到有些劣等演员或文学家。这些演员和小说家一度被捧为天才，名声大噪，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同仁水平低劣，没有一位艺术家出类拔萃，能够向人们显示，什么是真才实学，不然就是由于观众读者水平太低，其中虽然不乏杰出分子，但却没有一个具有欣赏能力。针对莫莱的情况，仅取第一种解释较为合适，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上流社会既然是一个虚幻的王国，那么上流女子相互之间孰优孰劣，其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德·夏吕斯先生只是出于积恨或想象，才将其作了疯狂的夸大。诚然，他刚才之所以要使用这种语言——艺术和社交珍奇的大杂烩——来说话，是因为他那老妪似的怒气和他的社交修养夹在一起，向他所向披靡的雄辩提供了一个毫无价值的话题。由于我们的感知将一切国度均划为第一，地球表面就并不存在一个互有差异的世界。因此“上流社会”之间就更无差异可言了。但是是否有地方存在差异呢？凡德伊的七重奏似乎告诉我是有差异的。但是差异又在何处呢？由于德·夏吕斯先生还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所以他又说：“您不邀请莫莱夫人，就使她失去了机会说：‘我不明白这位维尔迪兰夫人为什么要请我去。我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我跟他们又不认识。’这纯粹是一个疯子，根本不用再请她。说到底，她又不是一个那么了不起的人。她们可以到您府上来，但她再也不可能给您制造麻烦，因为有我在。总之，”他总结道，“我觉得您可以感谢我了，从整个过程来看，晚会是完美无缺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有来，我不敢说，但也许这样更好。我们不会责怪她，我们下一次仍然会想到她的。况且，我们也忘不了她，她的一对眼睛就在对我们说，别忘了我，因为那是两棵勿忘草（我在想，公爵夫人跟我一样，也需要有多么坚强的盖尔芒特精神——决定去一地，而不去另一地——才能战胜对巴拉梅德的恐惧）。而对一次如此圆满的成功，我们不禁象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①一样，处处看见上帝之手。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非常高兴。她还托我向您说明这一点。”德·夏吕斯先生一字一顿地说道，仿佛是要让维尔迪兰夫人把他的话看作对她足够的敬意。这敬意岂止是足够的，乃至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他觉得为了使人相信，就有必要说：“真的。”其激动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而其理智失常犹如被朱庇特逐出天国的人。“她已经跟莫雷尔说定，请他到她府上把这套节目重演一遍，我已想过，让她也邀请维尔迪兰先生。”德·夏吕斯先生对其丈夫一人表示敬意，万没有想到，这是对妻子最血腥的侮辱。维尔迪兰夫人按照在小圈子内实行的某种莫斯科法令②，认为演奏家未经自己特殊恩准，不得擅自外出演奏。她作好了决定，绝不让莫雷尔参加迪拉斯的晚会。 　　-------- 　　①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著有《保尔和维吉尼》。 　　②莫斯科法令，指拿破仑一世于1812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发的法令。这一法令后来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章程，对剧院分红演员的行动具有严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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