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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二
“你可以肯定，”他对我说，“我能如此这般地把3万法郎通过这女人捐给她丈夫的竞选委员会吗？她竟会缺德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没有搞错，3000法郎足够了。”“不，我求求你，为了办好这件让我那么揪心的事情你就别省钱了。你应该这么对她说，而且这也有部分的真实性：‘我的朋友向一位亲戚要了这3万法郎捐给他未婚妻的姨父。亲戚是因为这次订婚才给他这笔钱的。他请我把这笔款子捎给您以免阿尔贝蒂娜得知此事。现在阿尔贝蒂娜离开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尔贝蒂娜，他就不得不将这3万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为了形式她也应该立即回去，因为出走时间拖下去会产生不良后果。’你以为这是故意编造的吗？”“不，”圣卢回答我，出于好意，出于谨慎，也因为他明白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令人费解。 　　无论如何，正如我对他说过的，这3万法郎的事绝不可能没有很大的真实性。这是可能的，但却并非现实，而这部分真实性恰恰是谎言。不过我和罗贝尔互相撒谎也和所有这类交谈里人们互相撒谎一样，在这样的交谈里，一个朋友总是真诚希望帮助陷入失恋痛苦的朋友。作为顾问、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并不去感受这种不幸，他越乐于帮助友人便越撒谎。朋友向他谈出了需要些什么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也许正是为了得到帮助他才隐瞒了许多事情。真正幸福的毕竟还是不辞辛苦出门跑腿的人，还是在外完成任务的人，这种人是没有内心痛苦的。此刻我充当了罗贝尔在东锡埃尔充当过的角色，当时他认为拉谢尔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得照你的意思办；我如果当众受到侮辱，为了你我也先认了。再说，我本人认为这笔毫不隐讳的交易有些滑稽也无妨，我很清楚，社交界里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笃信宗教的公爵夫人，为3万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别呆在土兰更麻烦的事。总之，能为你效劳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同意来看我。如果我结婚了，”他补充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见面啦，难道你就不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想到如果我也结了婚，阿尔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时我才忆起康布尔梅家的人对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和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女儿结婚。 　　看了火车时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动身。弗朗索瓦丝问我：“要不要从书房撤走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说，“得给她铺床。”我希望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刻都能回来，我甚至不愿让弗朗索瓦丝怀疑这点。必须让人感到阿尔贝蒂娜的出门似乎是我们之间商定的，她这次出门丝毫不意味她不那么爱我了。然而弗朗索瓦丝却用即使并非不相信起码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她也有她的两种假设。她张开鼻孔嗅出了我们之间的龃龉，她也许早就感觉到了。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许只是因为她象我一样难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圣卢刚上火车我就在候见厅碰见了布洛克，可是我并没有听见他按门铃，这一来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会。前不久他曾遇见过我和阿尔贝蒂娜（他在巴尔贝克就认识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绪很不好。“我和邦当先生共进过晚餐，”他对我说，考虑到我对他还有些影响，我对他说他外甥女对你不那么好了，这使我感到难过，他应该在这方面对她提出些要求。”我气愤极了：他这些要求和埋怨破坏了圣卢行动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象我在恳求她似的。最倒霉的是弗朗索瓦丝还呆在前厅，她一定听见了这一切。我把布洛克责备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托他办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实经过也并非如此。从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没有停止过微笑，我认为这微笑与其说是出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因惹恼我而感到的不安。他笑着，同时对他竟引起我这样的狂怒感到诧异。他说这些话也许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谨慎的尝试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生性卑怯，躺在谎言里懒洋洋地得其所哉，活象水面上的水母，也许因为，即使他属于另外一类人，这类人由于永远不可能和我们观点一致，也同样无法理解他们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刚把他赶出门，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足以弥补他干下的事就又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弗朗索瓦丝递给我一张保安局头头的召见条。由我带回家呆了一个钟头的那个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我犯了诱骗未成年人罪，想对我起诉。生活里有这样的时刻，某种类型的美产生于袭扰我们的数不清的烦恼，这些烦恼象瓦格纳派音乐的主题一般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美也产生于一种刚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怜巴巴的小镜子捧在面前，它把这面小镜子叫作未来，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置于这面小镜子涂了色的全部反光里，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们总是突然冒出来，有如某人突然前来为一件现行犯罪案作证一般。在我们任凭某一件事情自己去发展时，这事本身已经在起着变化，或是失败将其扩大了，或是满意将其缩小了。不过事情是很少孤立发生的。每个事变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冲撞，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长那里时体会到的，恐惧是一种减轻悲伤感情的疏导剂，起码是暂时的但又相当有效的疏导剂。 　　我在保安局看见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们一边辱骂我一边把500法郎还给我说：“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不想收回这些钱，保安局局长自告奋勇以“巧于答辩”的刑事法庭庭长的辩才为难于模仿的范例，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里抽出一个字用以构成他才智横溢的令人难以招架的答辩。问题甚至不在于我在行为上是无辜的，因为唯有这个假设谁也不肯须臾接受。不过指控毕竟难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脱，但女孩的双亲在场，我仍然挨了一顿臭骂。一等他们离开，保安局局长便改了口气，原来他很喜好小姑娘，他象对同伙一般责备我说：“下一次得机灵些。天哪，发面可不能这么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说您去哪里都能找到比那一个好的小姑娘，而且钱也花不了那么多。这笔钱也多得太离谱了。”我充分意识到，即使我对他说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许我离开时一声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过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窥视我的行为和动作的监察。不过这个主题也象我对布洛克的气忿一样逐渐弱化下来，最后便完全让位给阿尔贝蒂娜出走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又开始了，不过自圣卢动身以后主题的调式几乎变得欢快了。自我委托里卢去看望邦当夫人以来，这件事的负担已经从我那过于疲劳的思想里转移到他那里去了。在他动身的那一刻，一种欢悦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已作出了决定：“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已尽力而为，我真心实意地这么相信，原因是人从来也不清楚他心灵里藏着些什么。其实，使我高兴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象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推给了圣卢。而且我绝对没有弄错，弥补一桩不幸事变的特效药（3F4的事变都是不幸的）乃是决断，因为决断可以迅猛推倒我们的各种思想，从而中止由过去的事件产生而又使事件余波继续震颤的奔涌的思潮；决断还会以来自外部，来自未来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涌去摧毁这奔涌的思潮。当这种新的思想（此刻萦绕在我脑际的正是这种新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本质所具有的希望时，这新思想对我们尤有裨益。其实真正使我高兴的是这种秘密的信念，即圣卢的使命不可能失败，因此阿尔贝蒂娜少不了会回来。我明白这一点，因为在第一天没有得到圣卢的回音时，我又开始难受起来了，看来我的决断，我对他的全权委托都不是我快乐的根由，没有这些，我的快乐也许还持久些呢，我快乐的根由是我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时心里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圣卢的迟迟未归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发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这想法使我如此恼火，我的快乐即刻消失了。其实是我们对好事的预测和希翼使我们满心欢喜，而我们却把这种喜悦归之于别的原因，当我们对希望的实现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时这种喜悦便停止了，我们又会重新陷入悲伤。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感觉世界的大厦，没有这种信念，大厦便摇摇欲坠。我们已经看出信念决定我们认识生命的有无价值，决定我们热爱人的生命或对它们感到厌倦。信念也使我们有可能忍受悲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悲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悲哀很快便会结束，信念还使我们有可能忍受突然变得深广的悲哀，直到某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变得象最初时刻那么尖锐，应当承认这痛苦本来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件事就是重读阿尔贝蒂娜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尽管热爱着一些人，一旦我们在孤独中只能经受失去他们的苦痛而我们的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这种苦痛时，这种苦痛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这种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种更没有人情味的与我们更格格不入的苦痛——这样的苦痛与精神世界和内心领域里的事故一样出人意料，一样奇特，——这样的苦痛其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被爱的人们本身毋宁说是我们得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方式。阿尔贝蒂娜，我可以轻轻哭着想念她，可以答应今晚也象昨天那样见不到她；然而重读“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俨如服了一剂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致人于死地的危险药品。一切事物，一切变故和绝交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苦恼本身。不过这种苦恼是不大可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我对机灵的圣卢取得成功还是坚信不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问我自己只说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过我仍然庆幸我抱着这种希望。倒霉的是，正当我以为保安局事件已经结束时，弗朗索瓦丝却来通报我说一个便衣警察曾前来打听我是否习惯于留一些年轻姑娘在我家里，门房以为他指的是阿尔贝蒂娜，便回答说是的，从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监视起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悲伤时刻叫一个小姑娘来安慰我了，当然也不再会因为突然出现警察而让小姑娘把我看成坏人从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时也明白，人们为某些梦想而生活的程度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大，因为也不可能抚爱小女孩这件事仿佛永远取消了我生活的价值，我还明白，人们一方面轻易地拒绝发财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险，另方面又想象这个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着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连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看见警察来我家都为我感到害臊，我真宁愿去自杀！根本不可能将这两种痛苦加以比较。可是在生活里人们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奉送过银钱的人，他们以死威胁过的人还会有一个情妇，或者干脆说还会有一个伙伴，而且他们还一心想得到情妇或伙伴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并非属于她们本人。然而突然间，出于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确没有去想已成年的阿尔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为我的情妇），我认为似乎也可以就阿尔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诱骗未成年姑娘。于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碍。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时并非一尘不染，我便从我抚爱不认识的女孩因而受到处罚这件事里发现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几乎在每次惩罚人时都存在着，而且使正确的判决和法庭的差错几乎永远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对无辜行为的不合实情的想法和他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可是这么一来，一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回归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决，而这判决又会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严或许还会对她本人不利从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谅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归来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这里。我真想给她拍个电报让她别回来。可是刹那间，盼她回归的热望又以压倒的优势攫住了我。正是在考虑了叫她别回来的可能性和离她独居的可能性之后的须臾之间，我反而突然感到为了叫她回来我准备牺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寻欢作乐，牺牲我所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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