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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三
“公众从未表现出如此令人感佩的镇静。（德·诺布瓦先生很希望这是真的，但又怕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公众厌倦了徒劳无益的骚动，而且满意地得知皇上的政府将根据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公众别无他求（祈愿式）。这种崇高的镇静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的征象。除此以外，我们还想补充一条消息，它可以，如果有此必要的话，进一步安定人心。此间肯定，由于健康原因早已准备回巴黎接受一次短期治疗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已离开柏林，他认为自己留在那里已失去意义。 　　最新消息，“皇帝陛下今晨离开贡比涅回巴黎，以便与德·诺布瓦侯爵、国防部长以及深得公众信任的巴泽纳元帅共商国家大事，皇帝陛下取消了为款待其嫂德·阿尔贝公爵夫人而准备举行的晚宴。这一措施一经为公众获悉立即普遍产生极为良好的反响。皇上检阅了部队，部队热情之高笔墨难以形容。皇上到巴黎后即发出动员令，有几支部队接到动负令后准备一有情况便向莱茵河方向开拔。”有几次黄昏时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我感到过去的阿尔贝蒂娜，虽然我自己看不见，却给关在我心灵的深处，就象关在威尼斯内城的“污水槽”里，有时一件小事使水槽的变得牢固的盖子滑开，给我打开一个通向过去的洞口。 　　比如一天晚上，我的场外证券经纪人的一封来信在一瞬间重新为我打开了关着阿尔贝蒂娜的牢笼的大门，在我心中的这个牢笼里她是活生生的，然而离我又是那么远，那么深，因此还是无法接近。早先为了能有更多的钱花在她身上我曾经做过金融投机，她死后我就不再管那些事了。然而时代变了；上几个世纪的一些至理名言被这个世纪否定了，梯也尔先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曾说铁路永远不会成功；德·诺布瓦先生谈到公债时曾对我们说：“公债的收益也许不很高，但至少本金永远不会贬值。”但这些公债往往正是跌价跌得最惨的。这样，仅仅在英国长期公债和塞依①制糖厂这两项上，我就必须付给场外证券经纪人几笔数目极为可观的差额，同时还要付利息和延期交割贴费，以至我一气之下决定把这些债券全卖了，这一来我从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顿时就只剩下不到1F5，而阿尔贝蒂娜活看时这笔遗产还全数在我手中呢。我们家留在贡布雷的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件事，由于他们还知道我和圣卢侯爵及盖尔芒特一家交往甚密，于是就有人说：“这就是想干一番大事的结果。”如果贡布雷的人们得知我搞投机是为阿尔贝蒂娜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姑娘，一个可以说是受我外祖母以往的钢琴教师保护的姑娘，他们一定会惊奇得非同小可。在贡布雷，人们按他们了解的各个人的收入情况把他永远地归入一个等级，就象归入一个印度的种姓一样，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人们无法想象盖尔芒特们的天地里的充分自由，这里，人们对财产毫不重视，人们可能也认为贫穷是一种不愉快的处境，但却认为它并不能降低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正象胃病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样。贡布雷的人兴许反而以为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些破落贵族，他们的庄园被抵押，是我借了钱给他们，其实，如果我真的破产了，他们会是首先主动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不过我不会接受罢了。至于我的相对破产，这事确实使我烦恼，因为我对威尼斯女人的兴趣近来集中在一个年轻的卖玻璃制品的姑娘身上，这姑娘花朵般鲜艳娇嫩的皮肤透出由浅入深韵致万千的橙色，令人看了心往神迷，我每天都想再见到她，但我知道母亲和我不久即将离开威尼斯，因此我下决心设法在巴黎为她谋个事儿，好让我们俩不分离。她妙龄17的青春美色是那么高雅脱俗，光彩照人，不啻是一幅提香的真迹，我在走之前无论如何要弄到手。然而，我仅存的那点财产对她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她离乡背井为我一个人来巴黎生活呢？ 　　-------- 　　①塞依（1774—1840），法国经济学家，在南特领导一家制糖厂，著有《各国财富研究》等。 　　我正要读完场外债券经纪人的信，信中有句话：“我将照管您的延期交割贴费”突然使我忆起另一句同样虚伪的职业性套语，就是巴尔贝克的海滨浴场女侍对埃梅谈起阿尔贝蒂娜时用的那句话：“当时是我照管她的，”她说。以前从未在我脑海中再现的这几个字此时有如“芝麻开门”，突然令囚室的门开启了。但不一会儿牢门重又在被囚禁者面前关上——我不想去和她团聚，这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再也看不见她，再也想不起她的样子了，而对我们来说，人们是通过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才存在的——但她的被遗弃一时却使我觉得她分外楚楚动人，只是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已被遗弃：我在一闪念之间竟羡慕起那段已经很遥远的时光来，那时我日日夜夜被对她的回忆所萦绕而痛苦。还有一次，那是在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教堂，12使徒之一的旁边有一只用单线勾勒的鹰，使我蓦地想起了那两只戒指，并且几乎重新勾起了它们给我带来的痛苦，弗朗索瓦丝曾发现这两只戒指一模一样，而我一直没弄清这两只戒指是谁送给阿尔贝蒂娜的。 　　然而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它似乎本应该使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死灰复燃。当我们的游船在旅馆门前的石级下停住时，看门人交给我一封电报，为了这封电报，电报局职员已经来过三回了，因为收报人的姓名写得不准确（我还是能从意大利报务员译走了样的名字上认出是我的名字），要我给一个收据，证明这份电报确是拍给我的。一回到房间，我立即拆开电报，扫了一眼电文，电文有很多传送错误，不过我还是能读出如下的话：“我的朋友，您以为我死了，请原谅我，我好端端地活着，我想见您，跟您谈结婚的事，您何时返回？温柔地爱着您。阿尔贝蒂娜。”于是发生了与外祖母相同的情况，只是过程相反：我得知外祖母去世时，起初未感到丝毫的悲伤。只是在对她的不自觉的回忆使她变得栩栩如生后我才真正为她的死而难过。现在阿尔贝蒂娜在我思想中已经死去。因此她还活着的消息并没给我带来预想的快乐。 　　 　　对于我，阿尔贝蒂娜只是一束思念，只要这些思念还活在我心中，她便能肉体虽死精神犹生；但是现在这些思念已经消逝，因而她不能随着肉体的复活而在我心中复活。当我发现，她还活着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快乐，当我发现我已不再爱她，我本应为此感到震惊，而且震惊的程度应该甚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外出旅行几个月或病了几个月以后，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了不少白头发，和一副成年人或老年人的陌生面容。这确实使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过去的“我”，那个金发青年已不存在，“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然而与白发下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代替了原来的脸孔相比，我的变化不是同样深刻，旧我不是消逝得同样无影无踪，同样彻底地被新我替代了吗？但是人们既不因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按照日月更替的次序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苦恼，也不因自己在同一时期竟会是每天性格互相矛盾的人——今天凶狠明天心软，今天体贴明天粗野，今天公正无私明天野心勃勃——而苦恼。不苦恼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旧我已经消隐——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暂时的、性格方面的消隐，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永久的、情欲方面的消隐——不可能悲叹另一个我，而这另一个我在当时当刻，或从此以后，则是整个儿我；粗野者为其粗野而得意因为他是粗野者，健忘者不为其缺乏记忆力而伤心正因为他已经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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