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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已经是第二个月了，坦克手仍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康复毫无希望，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整整一天不发一语。 　　重伤员的世界通常局限在他们病室里的墙壁之内。这些墙壁之外所进行的战争，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由此而激起的沸腾的热情，每一天都会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新的痕迹。而重伤员的病房却是禁止传播外面世界的消息的，这样院墙外的风暴传到这里时也仅仅是遥远而又微弱的余波了。病房里的人身不由己，只好以日常琐事度日。一只昏昏欲睡、满身尘土的苍蝇不知从何处飞落到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玻璃上——这是一件大事。病房护士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今天穿了一双崭新的高跟鞋，下班后直赴戏院——这是一条新闻。端上来的第三道菜不是大伙儿吃腻了的干杏果冻，而是甜汤黑杏——这也成了谈论的话题。 　　对于重伤员来说，使他们永远忘不掉的是那些既恼人又漫长的医院生活，是他们的伤势。负伤使他们无可奈何，脱离了战士的行列，脱离了艰苦的战斗生活，来到这儿躺到这张又软和、又舒适然而立即就生厌的病榻上。他们惦念自己的伤口，是肿大呢还是骨折呢，想着想着就昏然入睡，并且还梦见伤口。一觉醒来，就立刻焦急地设法打听，消肿了没有，紫块退了吗，体温是高还是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灵敏警觉的耳朵对每一丝声响常常会觉得扩大了十倍；精神也是这样，总是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感到伤口越来越严重。让那些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意志最坚定的军人也怯生生地从教授的语调中捕捉细微差异，看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色，屏住呼吸猜测他对病情进展的意见。 　　库库什金总是怒气冲冲、怨这怨那的。他老是觉得夹板夹得不够紧，这样断骨就接不好，以后还得弄断重接。葛里沙·葛沃兹捷夫沉沦于神情沮丧、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老是沉默不语。但是不难看出，当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撤换绷带，把几士林一点一点地涂抹到他的伤口上的时候，他是那么地焦急不安，紧紧盯着自己的烧伤的身体：皮肤呈暗紫色，像破衣烂布似地贴挂在身体上。不难看出当他听到医生的谈话的时候，他又是那么地仔细留神。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是病房里唯一能够走动的人，尽管背弓得像根铁钩子，还得扶着床边才行。他常常又可笑又恼怒地咒骂炸伤他的“饭桶”炸弹以及震伤引起的“该死的脊椎神经根炎”。 　　密列西耶夫小心仔细地隐藏着自己的感受，假装对医生的交谈索然没趣。可是每一次解开绷带去电疗，他一看见脚背上暗红的紫块在恶化，缓慢而顽固地往上攀爬的时候，就惊得目瞪口呆。 　　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忧郁。同伴的一个笨拙的笑话，被单上的一道皱褶，年老的助理护士手中滑落的一把刷子，一切都能惹起他难以抑制的怒火，大发雷霆。尽管一份严格规定的、逐渐增量的医院里良好的饮食很快就使他恢复了体力，当缠裹绷带或光疗时，他再也不会因瘦骨嶙峋的样子让年纪轻轻的女实习医生恐惧害怕了，但是他脚上的病情也越来越糟糕，与他肌体的日渐结实恰恰成反比。红肿仍在往上拥，一直越过踝骨，脚趾完全失去了知觉，用针扎进去，也不觉得疼痛。后来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方法控制了肿胀的蔓延，名字起得稀奇古怪的，叫“封锁疗法”。可是疼痛越来越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白天阿列克谢把脸埋在枕头里静静地躺着。夜里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注射吗啡。 　　“截肢”这个可怕的字眼如今在医生的谈话里越来越平常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有时停在密列西耶夫的床边，问道： 　　“怎么样，爬爬虫，痛吗？要么，切掉怎么样啊？咔嚓一下——扔到一旁就了事了。” 　　阿列克谢浑身一阵发冷，心小颤怵不已。他咬紧牙关，免得大叫大嚷起来，一个劲地摇头。教授却生气了，嘟嘟噜噜地说： 　　“忍吧，忍吧一那是你的事。我们还是用这个办法试试。”说完又交代了新的嘱咐。 　　他随手关上了房门，走廊里查房的脚步声沉静下去，然而密列西耶夫紧闭双眼想道：“脚，脚，我的脚……难道真的要变成一个没有脚的人，成为一个装上假肢的残废，就像故乡卡梅欣那个老艄公阿尔卡沙大叔那样吗？游泳的时候，也像他那样先把假腿摘掉、放在岸上，然后像猴子似地只用两只手东划西划吗？” 　　这感受又因为一种新情况而更加加深了。住院的第一天他就读了来自家乡卡梅欣的信。母亲的来信像所有的普通母亲的信一样，折叠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言简意赅。信的一半内容是亲戚们的问候和让阿辽沙安心的客套之辞，家中一切托上帝鸿福，不必为她担心。而另一半内容则是请他爱惜自己，不要着凉，不要弄湿了脚，不要爬到危险的地方，要提防阴险狡诈的德国人——关于这一点她从邻居的嘴里听到的真是太多了。这类信的内容大都是千篇一律，间或也有不同的。有一封信母亲谈到，她是请求一个女邻居为战士阿列克谢祈祷的，虽然她本人并不相信上帝，可是凡事就怕有个万一，祷告祷告也无伤大雅。另一封信她替他哥哥担心，哥哥在南方的某地作战，好久未给家里写信了。最后一封信她说她梦见他们了，似乎是在伏尔加河春汛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似乎是与已故的父亲垂钓而归。她就用家里最受欢迎的食品——鱼泥馅饼——来款待他们。她的女邻居是这么解释这个梦的：有一个儿子肯定要从前线回来了。老太太请阿列克谢探探长官的口气，是否能准他个假，哪怕一天也成。 　　一个蓝色的信封上用粗大圆浑的学生字体写着字，那是一位少女的来信。她与阿列克谢曾经一起在工厂艺徒学校上学。她叫奥丽雅，现在她是卡悔欣制材厂的技工，他在少年时代也曾经在那里当过金属车工。这个姑娘不仅仅只是他少年时的伙伴，所以说她的来信就非同寻常了，有特别的意味。他反复地读着来信，一次又一次回味着，这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想在简单的字里行间寻觅出言外之意——那是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欣喜不已的、只可意会的东西。 　　信中说，她现在忙得不知所措，为了节省时间，她已经不回家过夜了，就睡在办公室里。信中还说，阿列克谢如今恐怕认不出自己的工厂了，要是他能猜中他们此时此刻在制造什么，他一定会惊诧不已、欣喜若狂的。信中她还附带说道她几乎没有休息日，有时一月轮到一次，但她还是在休息日经常去看望他母亲。老太太感到身体不太硬朗。因为他的兄长沓无音信，所以她过得挺不舒坦的，最近总闹小病小灾。姑娘让他时常给母亲写写信，报喜别报忧，免得老太太担惊受怕的，因为他现在也许是她唯一的喜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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