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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政委带着和蔼的微笑望着老兵，老兵霍地从高台上跳下来，脸色激动，精神焕发。 　　“他们会放我？是吗？我也这么琢磨着，是该放了。刚刚我还嘀咕呢，难道还要向委员会写申请？我参加了三次战争呢：帝国主义战争、整个的国内战争，还有这次。我想够了吧，啊？团政委同志，您给拿个主意，行吗？” 　　“你在申请书上就这么写：请放我回到后方娘们那里去吧！让别人来保护我不受德国人的进攻吧！”密列西耶夫实在忍不住了，在床上呐喊起来。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内疚地看了看密列西耶夫，而政委则温怒地皱了皱眉毛： 　　“给你拿什么主意呢？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扪心自问好了，你的心是俄罗斯的，心会给你出主意的。” 　　第二天，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出院了。他换上自己的军装，走进病房来辞行。身材矮小的他，身穿一套旧的、退色的、浅得发白的军装，紧扎腰带，军服整得没有一丝皱褶，似乎年轻了十五岁。胸前佩带着用白粉擦得耀眼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列宁勋章”和“勇毅”勋章，闪闪发亮。肩头上像雨衣一样披着一件白大褂，大褂敞开，掩饰住他的军人气度。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浑身上上下下，从很旧的油布皮鞋到细细的小胡子（他把胡子沾湿，朝上翘着，像锤子似的，挺潇洒）都有点像1914年大战期间印在圣诞卡上的雄赳赳的俄罗斯战士。 　　士兵走到每一个病友的跟前一一道别，唤着他们的军衔，那么使劲地碰着脚跟敬礼。大家看他这么做，心里很高兴。 　　“团政委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辞行。”在最后的一张床前他尤其喜悦，铮铮有声。 　　“再见啦，斯捷璠。祝你幸福。”政委忍住疼痛，迎着他挪了挪。 　　士兵跪下来，拥抱住他的大脑袋，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习俗相互吻了三次。 　　“祝你早日康复，谢苗·沃罗比约夫，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你是一个好人！做父亲的也没有这样心疼过我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感动地讷讷道。 　　“走吧，走吧，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激动对他不好。”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拉着他的手强调说。 　　“还有您呢，小护士，谢谢您的关心和爱护。”斯捷璠·伊万诺维奇郑重其事地对她说，又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您是我们苏维埃的天使，是的，您正是……” 　　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不知还要说什么，他退到门边。 　　“那么怎么给你写信呀，往西伯利亚，是吗？”政委笑吟吟地说。 　　“老地方，团政委同志！你知道战争期间给士兵往哪儿写。”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窘迫地答道，然后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次是给大家），就在门后消失了。 　　病房立即显得寂静和空荡起来。后来大家开始谈论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战友，以及等待他们的大战役。大伙都在痊愈，所以这次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交谈。库库什金能在走廊里走动了，总是找护士的茬儿，讥笑伤员。他还居然巧妙地和大多数能行走的病人争吵。坦克手也能起床了，并且常常站在走廊上的一面镜子前久久地细看着自己已拆了绷带的烧伤的脸、头颈、肩膀。他与安纽塔的通信愈频繁，愈深深地了解医学院的情况，他就越发不安地审视他那烧得丑陋无比的脸。在黄昏或房间昏暗的时候那张脸挺好看，甚至可以说是很美丽：细细的线条、高高的额头、小小的稍勾的鼻子、在医院里长出的黑黑的短胡子，青春气息的嘴唇上刻着倔犟的表情；但是在明亮的光线下就暴露无遗了：皮肤上布满了疤痕，疤痕旁的皮肤紧紧绷着。每当他激动时或者水疗后热气腾腾地回到病房，这些伤痕使他变得奇丑无比，这个时候照照镜子，葛沃兹捷夫真想大哭一场； 　　“喂，你怎么垂头丧气的？怎么，你打算当电影演员吗？如果她，你的这位女朋友，是真心的，那她就不该害怕；如果她害怕，那她就是个傻瓜，让她滚去见王八蛋吧！这样的人走了倒好，你还会找到真心的女朋友的。”密列西耶夫安慰他说。 　　“娘儿们都这副德性。”库库什金插了一句。 　　“那么您母亲呢？”政委问道。病房里所有的人，唯有对库库什金，政委尊称“您”。 　　很难表达这样一个一般的问题对中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库库什金噌地从床上蹿起，满眼凶气，气得脸色比被单还要苍白。 　　“这么说，您瞧世上还是有好女人的，”政委和解地说，“为什么葛里沙会有好运呢？青年人，生活的道理是这样的：付出多少辛劳就得到多少甘美。” 　　总而言之，整个病室里的人都在渐渐恢复。只有政委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他靠吗啡和强心剂在维持生命。因此有时他处于一种麻木的半昏迷状态，在病床上不安地抽搐。斯捷璠·伊万诺维奇走后，他似乎越来越衰弱。密列西耶夫要求把自己的床靠近政委，这样可以照应照应他。他越发喜欢这个人了。 　　阿列克谢明白没有脚的日子与别人的日子相比将会无比的艰难和麻烦，所以他情不自禁地佩服政委，这个人能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尽管他自己虚弱无力，但是仍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现在政委昏睡的时候越来越多，然而一旦清醒依然开朗乐观。 　　一天深夜，医院已经安静下来，静谧笼罩着整个医院，唯有从病房传出的隐隐约约的低沉的呻吟、鼾声和梦呓不时地打破这寂静。突然听见走廊里一阵熟悉的又重又沉的脚步声。密列西耶夫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了那条泛着昏暗的灯光的走廊和值班护士的身影，她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小桌旁编织一件未织完的毛衣。高大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现了。他的手背着，慢慢地走着。当他走近时护士站起来，可是他烦恼地挥挥手叫她走开。他的白大褂没有扣上，头上的帽子也没戴，一绺绺浓密的银头发搭拉在额头上。 　　“瓦夏来了。”密列西耶夫小声对政委说，他刚刚跟政委讲述自己特别结构的假肢设计。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跌撞了一下，用手扶住墙，鼻子哼了一下，然后离开墙壁。走进四十二号病房。他站在房间中间，一拍额头，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他一身酒气。 　　“请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就黑灯瞎火地聊聊吧。”政委建议道。 　　教授步履蹒跚，走向他的床边，猛然坐下，压得弹簧吱吱哼哼陷落下去了，又用手搓搓太阳穴。以前他不止一次地在查房的时候在政委这里多呆一会谈论战争的进展。他自然认为政委是病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在今天进行夜巡谈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密列西耶夫似乎感到两人之间的交谈有某种特别的内容，不该让第三者旁听的。他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今天是4月29日，是他的生日。他该……不，他应该三十六岁了。”教授静静地说。 　　政委竭尽全力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浮肿的大手，握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难以置信的是教授竟哭起来了。看着这个高大、强壮、坚强的汉子在抽泣，真是于心不忍。阿列克谢不由地把头一缩，蒙上被子。 　　“临行前他来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民兵，问我工作移交给谁。他那时在我这儿工作。我非常震惊，竟把他大骂了一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候补医学博士，一个有天分的青年学者非要去舞枪弄炮不可。可是他说——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他对我说：‘爸爸，候补医学博士舞枪弄炮是常有的事。’他是这么说的，接着又问：‘把工作移交给谁？’我只要拿起电话，就什么，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懂吗，什么事都不会有的！知道吗，他是在军医院里工作，在我这里当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沉默了，只听见他沉重的呼哧的呼吸声。 　　“……不要这样，亲爱的，您不要这样，把手拿开吧，我知道您动一动会有多痛……是的，我整整想了一夜，琢磨该怎么办。您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他有个儿子，是军官，战争初期就阵亡了。您知道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办——他又把第二个儿子送上前线，让他当战斗机飞行员，那是战争中最危险的职业……当我想到这个人时，我为自己的私虑感到害羞，这样我就没有打电话……” 　　“那您现在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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