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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密列西耶夫、库库什金、葛沃兹捷夫坐在朝院子的窗台上，他们看见一组吃力的马匹将加农炮架拖进院里。军乐队集合完毕，小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队军人列队进来。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走进病房，赶下了窗台上的病人。她像往常一样文文静静、精力充沛，然而密列西耶夫发现她的嗓音已经变了，变得发抖、发冲。她是来给新病人量体温的。就在这时院子里奏起了葬礼进行曲。护士的脸色霎时变白，体温计从她的手中滑落，一粒粒亮晶晶的水银在拼木地板上滚动。克拉夫奇雅双手蒙住脸，跑了出去。

　　“她怎么啦？是她的心上人吗？”斯特鲁契柯夫朝窗子那边点着头说，那边飘来了悲哀的音乐。

　　没有人回答他。

　　大家把身子探过窗台往街道上望去，一口红色棺木架在炮架上缓慢地从院门口走上街道。政委的遗体仰卧在鲜花草丛中，枕头上排放着奖章，一枚、两枚、三枚……总共八枚。几个将军低垂着头走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在其中，他同样穿着将军大衣，不过不知何故没戴军帽。将军们后面稍远一点是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最后是一队缓慢而整齐地走着的战士。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没戴帽子、穿着白大褂，踉踉跄跄地走着。人们给她披上一件大衣。她往前走着，大衣从她的肩头滑下来掉在地上。战士们走过的时候，队伍中间自动分开，绕过了大衣。

　　“哥们，给谁送葬啊？”少校问道。

　　他想爬到窗口，然而他的腿上了夹板打了石膏，妨碍了他的行动，这样他无法爬上去。

　　送葬的队伍已经远去了。悲壮的乐曲从远处隐隐约约沿河飘荡而来，在房屋的墙壁上回荡。瘸腿的女看门人从大门口过来，“当”的一声将金属大门关上，可是四十二号病房的病人仍然什立在窗旁为政委送葬。

　　“喂，给谁送葬呀？你们怎么都像木头似的？”少校急不可待地问，一边又继续努力地往窗台上爬。

　　最后，康斯坦丁·库库什金用轻轻的、发闷的、颤抖的、哽咽的声音答道：

　　“安葬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位布尔什维克。”

　　密列西耶夫记住了这四个字：真正的人。这是对政委名副其实的称呼。于是阿列克谢也极其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像这会儿正在被人们送终的那个人一样。

　　12

　　随着政委的去世，四十二号病房的一切生活秩序也随之改变了。

　　每当大家不约而同地忽然陷入忧思，堕入苦闷之时，竟没有人打开心扉来驱散病房里的阴郁和沉寂。没有人说说笑话来鼓励意志消沉的葛沃兹捷夫，没有人给密列西耶夫以劝告，没有人机智而又不伤大雅地制止库库什金的叨叨怨言。没有一个将这些性格调异的人联合成一块、团结为一体的主心骨。

　　如今这的确不那么需要了。治疗在继续，时间在流逝，大伙的健康都在迅速地恢复。他们一想到马上要出院了，就很少去考虑自己的病痛。他们梦想着病房外面的世界，想象着自己的连队是如何欢迎他们的归队，又有怎样的工作等待着他们去做。想到这里，这些习惯于军旅生活的人们，个个摩拳擦掌，部想尽快赶上新一轮的进攻。尽管这新一轮的进攻还未见诸报端和广播，但是从当前的气氛中可以预感到风暴即将到来，从突然沉寂下来的前线可以猜测到进攻的到来。

　　对军人来说，从医院返回战争岗位，这本是家常便饭。然而唯有对于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却是个难题，他能够用技术训练弥补残腿的缺陷吗？能够重新坐到战斗机的机舱里吗？他越来越顽强地朝着自己拟定的目标奋进，逐渐增加训练的时间，将早晚各一次的腿部训练和一般的体操增加到两小时。即便如此，他还觉得不够。于是在午饭后又增加了体操锻炼。斯特鲁契柯夫少校用愉快的、讥笑的眼神斜睨着他，每一次他都宣布道：

　　“公民们，现在你们将会看到一个大自然之谜。来自西伯利亚森林里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巫师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那么顽强地做着体操，有一股狂迷劲，就像巫师行巫一样。”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摇摆，有节奏地扭转，偏执地做着颈部和手部的训练，像钟摆那么匀速地晃动着，大家都于心不忍。他那能动的同伴这时去了走廊，而困在床榻上的斯特鲁契柯夫少校则用被子蒙住脑袋，想一睡了事。病房里的人自然没人相信没脚也能飞行，然而大家都很敬佩这位同伴的顽强毅力，甚至到了五体投地的境地，只不过他们把这种敬佩隐藏在玩笑里而已。

　　斯特鲁契柯夫少校的膝骨损伤比起初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恢复得很慢，腿一直用夹板夹着。毫无疑问，它是会痊愈的，但是少校一刻不停地用各种腔调咒骂给他添了这么多麻烦的“该死的膝盖”。他的这种唠叨絮语渐渐转变为狂叫怒骂，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他就会发怒，破口大骂病友和护士。在这当儿，若是有人来劝阻几句，那他差不多会将他狠揍一顿的。大伙达成一种默契，干脆不去理睬他，让他去。他发泄一通，等到乐观的禀性战胜了暴怒和被战争弄得脆弱的神经，才开口说话。

　　对于自己愈演愈烈的暴躁情绪，斯特鲁契柯夫解释道，那是由于他想在厕所里抽烟的机会都没有了，想在走廊上与那个手术室里的浅红头发的小护士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的缘故。当他被抬去换绷带时，他似乎已经同那位护士传情送别。可是密列西耶夫发现，当斯特鲁契柯夫从窗口看见莫斯科上空的飞机飞驰而过，或者从收音机和报纸上有关空战的报道中得知他相识的飞行员的战功时，他的怒火就猛然爆发。这一切也曾使密列西耶夫坠入暴躁不安的境地，可如今他居然可以不动声色。和斯特鲁契柯夫相比，他心里不免有些洋洋得意。他想，自己已向“真正的人”的形象迈了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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