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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仆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穿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仆人在门口说。

  “哈罗,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哈尔,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卷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华伦伸出一只手去。“哈罗,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罗达在沉默一会儿之后,这时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的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张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真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的谈吐还象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之一,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后两年,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①,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身上,也没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却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①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坐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家社会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象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拚命要获得我们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那么他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随随便便地搭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林,或者他们一伙里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临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或者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很感到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帕格又去调马提尼酒,罗达就提出几个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托莱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报纸上的报道全都言过其实。最坏的也不过是所谓的“水晶夜”,一些纳粹打手出来敲碎百货公司的橱窗,放火烧了几家犹太会堂。连这也是犹太人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先谋害了德国驻巴黎使馆里的一个官员。托莱佛还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有种悲观的看法。那天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戏院里看戏,回家时候看见选帝侯大道上有不少碎玻璃,远处也有一、两起火光。可是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好象整个德国都在燃烧,犹太人都在遭到集体屠杀。不少新闻报道都互相矛盾,不过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真正受到伤害。为了抚恤那个死去的使馆人员,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大概十亿马克之类。希特勒是相信用烈药的。“至于总统下令召回我们的大使,我看是一种多余的姿态,完全多余,”托莱佛说。“这只会使犹太人的处境更糟,同时也完全打乱了我们使馆的工作。在这儿华盛顿,简直没有一点点关于德国的常识。”

  这个本来坐得笔直的战士又喝了两杯马提尼之后,腰也弯了,话也多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海军内幕情况,回忆各种酒会,各个周末,几次打猎旅行,等等;他回想起有一次在国家社会党集会之后怎样和一些德国空军军官喝了个通宵,到天亮时大家都喝土豆汤解酒;他还回想起自己怎样跟一些著名的演员和政界人士交朋友。他笑嘻嘻地说,只要你不打错牌,武官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再说,搞这些玩艺儿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以便搜集情报。这是梦想中的工作。
  
  一个人既然进了海军,就有权在海军里得到最多的东西!他坐在最前排,看着历史一幕幕地上演,同时也获得最大的享变。“我跟你说,帕格,你会喜欢这个工作的。这是目前欧洲最有趣味的职务。纳粹里面确实鱼龙混杂。有些人很能干,但我跟你说句知心话,有些人也相当粗俗。一般职业军人都有点儿看不起他们。可是他妈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政界人士又怎么样?希特勒现在掌着大权,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论了。他的确是个大人物,我一点不骗你。
  
  因此别谈论那话题,那样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因为的的确确没有比德国人更好客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很象我们,你知道,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象我们。他们见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他看看帕格,又看看罗达,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带点儿忧伤,也略有点儿沮丧。“特别是一个象你这样的人。不等你到达那儿,他们早就把你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也许我问得大率直了——要是这样,请告诉我——不过象你这样一个热中于搞枪炮的人,怎么忽然干起这工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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