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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第三章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于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忿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呆在海军情报部里，拚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日子紧迫，罗达却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尾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尾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赫德森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A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A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儿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象您，也不象华伦。我揣摩我倒更象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也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独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新港去，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新港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了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样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很少彼此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迪亚戈·里维拉①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象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座挤满了人的电梯。 　　①迪亚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她在广播公司内室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象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题目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 　　“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唷！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象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吵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采。“别这么猴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病呢，”罗达说，“这儿好象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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