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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原定八小时的旅程持续了一天半。没有一个环节是顺利的。他们的行李不翼而飞了。在布达佩斯的终点站，他们是在长凳上过的夜。在华沙的小小机坪上，他们是搭那架几乎是空的、生了锈的、寒伧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到达的仅有的外国乘客——那架飞机掉过头来就满载着从波兰外逃的人们起飞了。栅栏这边挤满了闷闷不乐的旅客们，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架飞机飞走了。 　　一个穿橄榄色制服的肥胖波兰青年用蹩脚的法语问了这两个美国人许多不友好的问题，似乎把他们看成是间谍或是疯子。他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同其他官员咕哝了一阵，叫他们等在那里，自己就走掉了。他们饿得要命，可是饮食店里的大批难民（大部分是德国人）——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蹲在地板上或挤在长凳或椅子上——早已把全部食品吃得一干二净。两个座位刚空出来，拜伦马上扑过去抢到手。桌子中央放着几瓶热的波兰啤酒、一个开瓶塞的工具和几只杯子。他们于是喝起热啤酒来。侍者走了过来，他们付了钱。拜伦找到一部电话机，撺掇着那个不那么愿意的侍者叫通了大使馆。斯鲁特听到他的声音，大吃一惊。一个钟头内他来到了机场，紧张地嚼着他那冰凉的烟斗。他开来一辆闪亮的蓝色雪佛兰轿车——车子立即引起人们的注视。他们不但立刻取回了护照，而且还拿到用紫油墨在粗糙的纸上印得很坏的各种入境文件，连他们的行李也都出现了——都是很神秘地从巴尔干人手里抢救出来的。他们全挤进了大使馆的汽车，往城里驶去。 　　娜塔丽最后又到妇女盥洗室去梳洗一番，看去整洁而标致。她说，那间盥洗室只有公用电话间那么大，装着一个冷水龙头，唯一的马桶上没有座位。“莱斯里，老这样子下去吗？”她说，“我的意思是，这是波兰首都的机场啊！我们越往东走，机场变得越小，时间表越来越一塌糊涂，飞机越来越糟糕，官员们的脾气越来越大，厕所越来越简陋，卫生纸也越来越粗糙。我简直不敢说我的屁股经不经得起去趟俄国。” 　　“嗳，娜塔丽，东欧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呢，又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小机场平时本来没人来光顾的，它差不多是沉睡在那里。不过……”他用烟斗柄朝她戳了那么一下。“既然你单挑人家总动员的时候跑来观光……” 　　“勃拉尼，他又来啦，”她眼睛里充满了诡秘而又开心的神气。 　　斯鲁特伸出一只戴了嵌着蓝宝石大学戒指的手去抚摸她的脸。拜伦看了这个来得很自然的亲昵姿态，觉得很刺目。这标志着他单独（即使并不热烈）和姑娘相处的日子已告结束。他怅惘地倒在后座上。“亲爱的，尽管你简直是发了疯，可是看到你我还是高兴极了。”斯鲁特说。“今晚的情况好多了。英国终于签署了对波兰的保证——就在今天。以前人们打赌说，德国和俄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会使英国缩回去。才不会呢。瑞典那边传来可靠的消息，说希特勒正在取消他的入侵行动。英国把它吓住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你把我们安置在哪儿呢？我希望是个有浴室的地方。” 　　“没问题。过去三天里，旅馆腾空了。欧罗巴大旅社有些豪华的房间，确实很够西方标准，而且是东方的价钱。别打算呆长。情况还会随时变得讨厌起来。” 　　“我想也许呆上一个星期，”娜塔丽说。“然后拜伦和我坐飞机或者开车到克拉科夫，访问一下梅德捷斯，然后就飞回罗马。” 　　“真是异想天开！你在说些什么？梅德捷斯！想也别想了，娜塔丽！” 　　“凭什么？埃伦叔叔说我得去访问一下我们在梅德捷斯的老家。我们一家都是从那儿来的。我的天，这可真是个平原国家，平得象张桌子。” 　　他们正开车穿过谷物已经成熟的芬芳田野，中间一块块草地星罗棋布，牛群马群正在那里吃草。这片平原尽头，依稀可以望到华沙城的建筑物从地面上突起。 　　“一点不差，这也正是波兰的祸患。这是块面积十万平方英里的足球场。对入侵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即便南部有一些不高的山脉，也都有很好的览阔、方便的山口。目前德国在捷克有五十万大军压境，他们就在亚布隆卡山口那边，离梅德捷斯只有四十英里。现在你明白了吧？”娜塔丽对他作了个鬼脸。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爱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这一切都令拜伦想起巴黎和伦敦。奇怪的是，结束了一次简陋不堪的空中旅行之后，竟来到这样一个大都会。欧罗巴大旅社的前厅的装璜，讲究得不亚于他曾见到过的任何一个旅馆。宽大的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的梯阶一直伸展到大门口。 　　娜塔丽乘电梯上楼去了。斯鲁特碰了下拜伦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拜伦和斯鲁特阔别了好几个月，在他看来，这个外交官年纪大得和娜塔丽太不相称。他戴着眼镜，眼皮已经松了，那消瘦、苍白的颊上也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的那套双排钮扣、白垩条纹的深色服装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拜伦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喝杯酒，”斯鲁特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去克拉科夫这趟旅行既危险又没有意义。我打算尽快替你们订下飞机票，离开这里。我估计整个星期的票都预订光了。不过，大使馆可以优待一些。即便需要咱们二人硬把她推上一架飞机飞回罗马，也只好那样做了。可是今晚上不要对她讲。那么一来她就更不好对付啦。” 　　“好吧。你比我了解她。”斯鲁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说。我本应当为这趟愚蠢的旅行大为感动——我也确实很感动。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几乎叫任何人也拿她没办法。晚饭见吧。大使馆简直成了疯人院。要是我脱不开身，我就打电话来。” 　　拜伦在他那间朝布里斯托尔旅馆开着高大窗户的洞穴般的阴暗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寻思着他究竟干嘛到波兰来。他拿起象牙柄的古董电话筒，用德语争辩了好一阵，总算接通了娜塔丽的房间。 　　“喂，你在澡盆里了吗？” 　　“哦，我很高兴你看不见我。怎么啦？” 　　“我累垮啦。你跟斯鲁特吃晚饭吧，我睡去了。” 　　“别瞎扯！勃拉尼，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九点钟你来找我一道去，听见了吗？莱斯里给我订的，好象是裴德勒夫斯基①住的套房。简直太好啦。我这儿有个全身的穿衣镜，由两个木雕的棕色大天使举着。” 　　①裴德勒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一度任总理。 　　“这边走，”斯鲁特说，“咱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餐厅里，穿着缀有金饰扣的红礼服的管弦乐队正在那里砰砰地奏着旧时的爵士舞曲。这家餐厅论面积、挂的绸幔、白桌布、镀金的水晶枝形灯、茶房的恭顺、蜂拥而来的客人们衣着的华丽、舞池上过早的对对舞侣，都使人恍如置身于欧洲任何一家高级旅馆，这里当然看不到丝毫战争的恐惧。 　　“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怪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座以后，斯鲁特道歉说。“他们挤满了大使馆。我们全都成了管签证的官员了，一直到比德尔为止。天晓得我并不怪他们。只要他们举得出一个亲威、一个朋友，拿得出一封信或任何其他东西，我就给他们办。一本纽约的电话簿，今天在华沙值一千个兹洛提，合二十美元。” 　　“奇怪的是，”娜塔丽说，“我本来听说华沙到处都是犹太人。到现在为止，我没见到几个。” 　　“嘿，这儿有的是，没错儿。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说到这里，一个穿燕尾服的侍者头儿哈着腰送上菜谱。斯鲁特用波兰语同他交谈了好一阵。娜塔丽带着钦佩和羡慕的神情倾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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