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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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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拜伦的见闻可能是很好的情报资料。德国大正大肆宣传波兰人如何残暴,并且在报纸上刊登被残害的“日耳曼人”和德国军官的令人厌恶的照片,与此作为对照,同时还刊登了被俘的波兰士兵愉快地吃喝和跳民族舞蹈的照片以及犹太人在施汤所就餐、对着摄影机微笑招手致意,德国大炮、坦克驶过安然无恙的农舍、城镇、愉快的波兰农民向他们欢呼之类的照片。拜伦谈的情况给这些宣传增添了有趣的色彩。 拜伦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到达绿林区之后,汽车驶进花园。“嘿!网球场!真大呀!”他仍然用狂热的声调喊道。大家都坐在躺椅里,啜着饮料,拜伦继续讲述华沙之围,讲到街上的死马,坦克陷阱和街角可怕的岗哨,自来水总管道被破坏以后,使馆厕所无法冲洗,整个街区的楼房失火,一帮人想用一桶桶沙去扑灭熊熊的火海。他还讲到马肉的滋味,炮声,医院走廊里成堆的伤员,一座犹太会堂缓缓地倒塌在街上,使馆地下室里一排排帆布床,顺着秋季野花盛开的土路穿过无人区的那次可怕的探查活动,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仿佛身临其境。柏林灰蓝色的暮色越来越浓了,拜伦依旧讲个不停,嗓子哑了,不断地用饮料润湿一下,但始终讲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惊人的表演,他父母一再地彼此交换眼色。 “我讲这些都讲得饿起来了,”拜伦说。他讲到德国人在克洛夫诺车站为他们设的那次惊心的晚宴。“到科尼希斯贝格又摆过这么一次。我们一上火车他们就拚命给我们吃。这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往哪里装。我以为在华沙我会把骨髓都耗干的。完全耗光了,现在又装得满满的。不过,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吃,怎么吃?” “拜伦,你的衣服太脏了,”罗达说。“你没有别的衣服了吗?” “有满满一大箱,妈妈。在华沙,还端端正正地贴着我的名字呢。这时大概已经化成灰了吧。” 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吃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 “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艺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叠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谈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作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但现在大概是除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是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运动衣、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完全恢复了疲劳,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一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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