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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你以为你知道,”她顽皮地一笑。“我来告诉你。这是莱斯里·曼逊·斯鲁特先生向我求婚的信,他是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发迹的外交官,一个捉摸不透的单身汉。你觉得怎么样,拜伦·亨利?”

  “向你道喜。”拜伦说。

  这时,娜塔丽桌上的铃响了。“呃,我的天。勃拉尼,劳驾你去看看埃伦·杰斯特罗有什么事。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把细长的、雪白的双手插到头发里。

  杰斯特罗博士在楼下书房里,围着毯子坐在火旁的一张长躺椅上,下雨天他就经常呆在这个地方。他对面的扶手椅里,坐着一个胖胖的、面色苍白的意大利官员,穿着一身黄绿色制服,一双黑色半筒靴,正在喝咖啡。拜伦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种制服。

  “呃,拜伦,你让娜塔丽把我的居住身份证明材料找出来好不好?她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杰斯特罗又对那位官员说:“你要看他们的证件吗?”

  “今天不看了,教授。只要您的。”娜塔丽正在重新看信,看见他进来就抬头咧嘴一笑。“呵,他有什么事?”

  拜伦告诉了她。她脸色阴沉下来,从皮包里拿出钥匙,把书桌旁边的一个钢制小文件柜打开。“拿去吧,”她递给他一个用红带子捆着的吕宋纸夹。“会有什么麻烦吗?要不要我下去?”

  “最好等叫你,你再来吧。”

  他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传出一阵笑声和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呃,谢谢你,拜伦,”当他走进去时,杰斯特罗改用英语说。“就放在桌上吧。”他随后又用意大利语接着讲上星期一有只驴子闯进花园,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踩坏了,把一章稿子也嚼碎了。那位官员系着皮带的肚皮笑得直发颤。

  娜塔丽又在图书室里开始打字。斯鲁特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拜伦说。

  “那就好,”她平静地说。

  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很少说话,吃得也比平时少,还多喝了两杯酒。他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过着清一色的单调生活,因此多喝一杯酒就是一件大事,第二杯酒简直等于一枚炸弹。娜塔丽终于说:“埃伦,今天那个人来干什么?”杰斯特罗正在发呆出神,这时醒悟过来,轻轻摇摇头。

  “很奇怪,又是朱瑟普。”

  朱瑟普原来是花匠的助手,埃伦新近把他辞掉,他骨瘦如柴,又懒又笨,是个老酒鬼,长着一头黑色鬈发,一只通红的大酒糟鼻。就是朱瑟普把大门开着,结果让驴子闯了进来。他总是干这种坏事。因为稿子扯碎了,菜地被踩坏,杰斯特罗气得要命,两天不能写东西,而且消化不好。

  “那个官员怎么知道朱瑟普?”拜伦说。

  “怪就怪在这里。他是从佛罗伦萨外侨登记局来的,他还谈到朱瑟普有九个孩子,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等等。一直等到我答应重新雇他,才算了事。他得意扬扬地笑着,把登记表还给我。”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把餐布放到桌上。“这些年我一直跟朱瑟普打交道,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点累了。告诉玛丽亚把我的水果和奶酪送到书房去。”教授走后,娜塔丽说:“咱们把咖啡端到我房间去喝吧。”

  “好,太好了。”

  她从来没有请他到她房间去过。有时候他在上边自己房间里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动,那是微弱可爱、撩人心怀的响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她上楼。

  “我住在一个大糖盒里,”她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埃伦买这所房子的时候,是连家具一道买下来的,而且保留女主人原来的样子。对我实在显得可笑,但是……”

  她打开一盏灯。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刷成粉红色。粉红色和金色的家具,蓝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绘着粉红色的爱神,粉红色的绸帷幔,一只大双人床罩着带荷叶边的粉红色缎子床罩。头发乌黑的娜塔丽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呢子衣服,晚上冷的时候,她总穿这件衣服,但是房间瓦都①画派的布置,配上这件衣服,显得特别古怪。不过拜伦发现即使这个对比,也和其他与她有关的每件东西一样,使他感到兴奋。她把雕着罗马人像的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点燃,两人面对面坐在扶手椅里,他们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咖啡。

  ①瓦都(1684—1721),法国画家。

  “你想埃伦为什么情绪这样坏?”娜塔丽说看,非常舒服地坐到大扶手椅里,把打褶的裙子拉得很低,盖住她那双很漂亮的腿。“朱瑟普是老早的事了。其实辞掉他是个错误。他知道全部自来水管和电线装置,比托玛索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是个很脏的老酒鬼,但是,实际上修条剪枝的工作他干得挺不错。”

  “埃伦·杰斯特罗出于不得已,娜塔丽。”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拜伦接着说:“我们都在这批人的掌握之中,埃伦·杰斯特罗比你我更糟糕。他有财产,他被绊在这里了。”

  “不过,意大利人都不错,他们不是德国人。”

  “跟墨索里尼可没有什么交道好打。班瑞尔的建议很对。快走!”娜塔丽微微一笑。“Lekh lekha,我的天,这些事显得多遥远啊。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去想华沙的事。尽量不去想。”

  “我不怪你。”

  “你怎么样,勃拉尼?你想过华沙的事吗?”

  “想过一点。我总梦见那些事。”

  “呃,上帝,那所医院,我总是一夜又一夜,围着它转来转去……”

  “华沙陷落的时候,”拜伦说,“给我的打击很大。”他把在万湖发生的那件事讲给娜塔丽听。当他讲到那个侍者突然一转身走开时,她大笑起来。“你父亲真好。”

  “他不错。”

  “他大概以为我是吸血鬼,迷得你把命都快送掉了。”

  “我们没有谈到你。”

  娜塔丽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她又给他和自己倒了些咖啡。“勃拉尼,你把火拨一拨。我冷。朱瑟普总是弄湿木头。”他把火拨旺,加了一块枯木,火立刻熊熊地燃烧起来。

  “啊,这样才好!”她跳起来,把吊灯关上,站在火旁,望着火焰。“在车站上,”她突然神经质地说,“他们把犹太人带走的那一刻呀!我到现在还不敢想。我在科尼希斯贝格情绪特别坏,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很痛苦。我一直想,我当时也许能做点什么。要是我当时站出来,说我是犹太人,不跟他们善罢甘休呢?要是我们一致提出抗议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却若无其事地去上火车,眼睁睁地看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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