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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二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①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①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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