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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而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加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加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可以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对这两点我们还必须指出，夜暗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很少的，象1814年3 月10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那样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同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因此，夜暗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说只是指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但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畴。我们只是因为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可以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也可能反而削弱攻击的效果。

　　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论讨它。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基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同它会合更为有利。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一般都会带来出敌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胜利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住这种攻击。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所以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吗！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好象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如果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如果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跟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抗衡，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相当强大，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补偿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决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所以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假使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可以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那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以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晶时所耗费的一切力量都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敌人在胜利的情况下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 尚未结束以前就扭转不利的局势，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企图援助他。但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但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抵触的。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起军队的斗志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则，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特别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都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以后三天，在1814年2 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但他当时希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种高贵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这种配置只要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很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不得不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分别进行战斗。因此，这种配置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分成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不断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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