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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如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产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 一样，向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仓卒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因为，这样仓卒和慌忙地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当然，如果敌人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手指戳人，如果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愿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可以取得效果的。 　　一般说来，就是这个也是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在这里，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彼此有联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从前，当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要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是很困难的，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即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准备同敌人接触。但是，采用这种手段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可能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在，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可以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有很大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用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就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利用上述各种手段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如果进攻者必须到处进行防御者用上述手段向他挑起的战斗，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不利时有遭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就是要付出同他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不相适应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达到了这个目的，使进攻者在一切方面都看到对方良好的防御措施已经使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的企图，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单纯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能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仅仅是为了取得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前提：防御者的良好措施，使进攻者不可能利用一次胜利的战斗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个条件是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导致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的实现。 　　在不存在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有第一个条件，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使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是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 　　至于普鲁士国王因而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有效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不要以为，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指出，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手段。 　　虽然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作什么重大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能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但是，如果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 　　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里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能够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往一样可以作为一张有价证券而被对方接受，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第一次对劳东，第二次对道恩都判断错了。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就在于此。 　　即使一个不很骄傲、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 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现在，即使撇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是合乎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就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使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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