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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至于政治有时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该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然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该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观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 　　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念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右庇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此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该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象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进行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完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他们所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能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象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很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 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者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那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必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完全行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执行恐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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