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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
第四十九章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龄、一头白发的女秘书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有一位叫莱斯里·斯鲁特先生来了，帕米拉。” 　　在倍尔美尔大街上陈旧的小小办公室里，帕米拉坐在她父亲的转椅上哭泣。冷风摇撼着松动的窗扇子，十二月的阴沉天气，中午时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里面，一条羊毛披巾把头和耳朵都扎得紧紧的，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房间里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只能闻到点热气味，仅此而已。 　　斯鲁特走了进来，帕米拉两手擦着眼睛，赶忙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件俄国的皮里子大衣和一顶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个瘦个子，现在一套细条子衣服像是挂在身上，还露出褶绉来，两眼通红，眼眶发黑。 　　“你好，莱斯里。” 　　“帕姆，听到你父亲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哭父亲的死，我已经忍受过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伦敦来了？你在伯尔尼工作这样快就结束了吗？要喝点威士忌暖和一下吗？” 　　“天啊，成得靠它救命。” 　　她指着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他没来得及写完。《观察家》要它。我正在给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泪引出来的。” 　　“什么文章？新闻电讯稿吗？” 　　“唔，不是，那不成了古董了吗？这是一篇战地随笔。他定的题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递给他半杯纯威士忌，向他举起了另一个杯子。“请吧。当时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这篇东西，蒙哥马利的新闻官来电话要他立即就去会见。” 　　帕米拉憔悴忧伤的面容、肿胀的眼睛、蓬乱的头发、疲弱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归因于她的哀伤，斯鲁特心里这样想，可是现在她似乎油尽灯灭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曾经有过情绪非常沮丧的日子——也不曾丧失掉其顽强不屈的锋芒、不露声色的外表下面的一种令人倾心的英俊气概。如今斯鲁特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过三十、抑郁忧伤的妇人。 　　“你相信预感吗？”威士忌使她的声音沙哑。 　　“我说不上来。你怎么啦？” 　　“韬基有过一个预感。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乘那辆吉普车去的。连蒙哥马利的新闻官都给我开了绿灯，这对一个妇女是特别的破例。韬基突然像骡子一样蛮不讲理，把我撵开。他干脆大发脾气，弄得我也火气上来了。我们是在火头上分手的。这样我才活了下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喝酒。”她伤心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莱斯里，我是彻底不信神鬼的，只相信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桩桩件件。可是，他却知道了。你别问我什么道理，触到地雷是一件意外的不幸，这我知道，可他预感到了。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临终绝笔之类的东西。” 　　“你还记得拜伦·亨利吗？”斯特鲁问道。 　　“可不，当然记得。” 　　“上星期我在里斯本遇见了他。我担心还会有更坏的消息。‘诺思安普敦号’沉没了。”斯鲁特本来含有幸灾乐祸的醋意，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有愧于心。并不是他对帕米拉有什么过不去，也不是对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但在他们两人的罗曼司中，他曾扮演过不堪一击的情敌，这种不好过的滋味一直留在他心头。但她听了也没有动感情的样子。“帕姆，你在这里各方面都有熟人，是吗？你能不能打听一下亨利上校是否还活着，再给拜伦发个电报？拜伦在里斯本所能得到的消息，只是听那里的一些海军人员说，那条军舰在海战中被击沉了。” 　　“干吗不去找你们的海军武官？” 　　“他上苏格兰去了。” 　　“那好，”她轻松地、几乎有点愉快地说，“咱们就打听一下亨利上校的下落吧。”斯鲁特觉得，如此对待沉痛的消息倒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实在异乎寻常。事实是仅仅讲起这个男人，她就活跃起来了。她吩咐那位秘书打电话给空军少将勃纳-沃克。“那么，拜伦怎么了？娜塔丽呢？” 　　“拜伦找到了她。找到了她，还有孩子。” 　　“我的天啊。找到啦！在哪里？” 　　“马赛。吃饭的时候他足足跟我讲了两个小时。真能写一本小说。” 　　“可不是吗，那一家子！他怎么找到的呢？娜塔丽现在哪儿？” 　　斯鲁特刚刚开始讲拜伦的经历，电话铃响了。是勃纳-沃克打来的。帕米拉立刻亲昵地把帕格·亨利和拜伦的情况告诉了他，叫他“亲爱的”。她挂上电话，对斯鲁特说：“他们有一条专线直通华盛顿。他会尽快接通的。你见过我的未婚夫吗？” 　　“见到过一次。在华盛顿你们大使馆里的一次迎宾行列里。你也在场，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你的未婚夫。” 　　“哦，当然不是。亨利上校也在那里，还有娜塔丽。现在还是继续讲在马赛发生的事吧。再喝点威士忌吗？” 　　“那还用说，只要你舍得。” 　　“人家对我都很好。我有的是酒。” 　　斯鲁特相当详细地告诉了同拜伦偶然相遇的情况，并且说拜伦还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人的下落。盟军入侵北非那天，通往马赛的电话中断了。后来拖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恢复了通话，但他却一次也没打通过。他有三十天的假期，在这期间他天天在里斯本各家营救机构的办公室里厮混。” 　　“娜塔丽到底怎么啦？怎么会那样胆小怕事？怪不得拜伦会那样生气，帕米拉说。 　　斯鲁特两眼呆呆地望着她，茫然地重复了一句：“她是怎么搞的？” 　　“莱斯里，记得不记得，有一天你把门上的钥匙丢了，就是这个姑娘爬进你在斯克里勃路的那幢房子二楼的窗子。你还记得吗，在莱哈尔饭店的时候，我用一只盛汤的碗把菲尔的头打破之后。她怎样面对那些宪兵而毫无惧色？当时我们都叫她雌狮子。” 　　“这些又有什么相干呢？她要是想和拜伦偷越国境的话，那才叫发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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