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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


  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热闹的林阴大道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在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像《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的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洁静谧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但是像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场”和“士兵戏院”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长长名单,绯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阴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爱丽舍田园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卐字旗随风飘扬;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丽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馆报到。有一天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呆在家里,一位身材颀长、衣着考究的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闷。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是巴登—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像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她感到的与其说是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贝克,他一边喀嚓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夜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像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上这样的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恶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配上那套时新的灰绉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机。但她只有一些起码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一段画眉笔的笔头以及一些睫毛油。路易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望着在化妆的母亲,好像她在点火自焚一样不可思议。她还在涂脂抹粉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照看小孩的女人探头进来说:“夫人,您那位先生来了,他在楼下坐在汽车里——呀,夫人,您漂亮极了!”

  除了接受贝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邀请之外,别无选择。即使有其他办法,她也没胆量去试一试。那天,在他离开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幽默地评论道:“嘿,德国公使,还有《费加罗的婚礼》!真不错。”娜塔丽脱口而出:“可是他怎能这样?除了我是个敌侨以外,他也知道我是犹太人。”

  伯爵夫人噘起薄薄的、老得起皱纹的嘴唇——她们以前从未谈过这个问题——笑嘻嘻地回答说:“亲爱的,德国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嘛,他们是征服者。问题是,你穿什么?”

  至于娜塔丽和贝克的关系,她问也没问。也没一句带刺的话。她只是兴致勃勃地着手为一个准备在巴黎上流社会度过一个夜晚的女伴配备衣饰。伯爵夫人的表妹是个皮肤黝黑的龅牙年轻女人,她看到伯爵夫人带了这个美国姑娘突然出现在她的寓所时感到迷惑不解。她话不多说,也看不出是否高兴,只是温顺地把伯爵夫人要的华丽服饰拿出来。伯爵夫人对每一件衣饰都作出评价,她甚至坚持要一瓶上等香水。伯爵夫人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好感,还是为了讨好德国公使,娜塔丽实在看不出来。她就是这样干,而且干得干脆利索。

  路易斯伤心地看着他妈妈没有吻他一下就走了。她觉得嘴唇粘而油腻,生怕弄脏了儿子,也怕弄脏自己。在楼下,她披上一件紫红色附有帽罩的天鹅绒斗篷,这时她毕竟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穿上盛装时的兴奋心情。她确实漂亮,他是个男人,而她是在瑞士当局保护之下。几个月来,在这些没完没了的苦恼日子里,这是她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但她是个过来人,她在思想上准备好进行一次奋不顾身的自卫。

  在发出蓝光的街灯下,在一轮明月的光辉里,一辆梅塞德斯牌汽车停在那儿。他一边轻声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一边走出来为她打开车门。这是个暖和的夜晚,陈年的老屋前面有围栏的花园里正在开花的树丛飘来阵阵清香。

  在他发动汽车的时候,娜塔丽说:“恕我大胆问你一声,你怎么能够和一个犹太女人一起出去呢?”

  他那严肃的脸庞在仪表板发出的微暗的红光中露出微笑。“大使知道你和你的叔父在巴黎,德国秘密警察当然也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今晚请你去看歌剧。没有其他的人敢过问你是谁。你有点担心吗?”

  “非常担心。”

  “我能做些什么使你安心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去?我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强迫你去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我本来以为你会喜欢的。我请你出去玩原是为了表示友好,至少是为了表示和解的愿望。”

  娜塔丽想,如有可能,她有必要弄清楚这个人居心何在。于是她说:“好吧,我已经打扮好了。感谢你的盛情。”

  “你真的喜欢莫扎特吗?”

  “当然。我好多年没听过《费加罗的婚礼》了。”

  “我真高兴凑巧选中了这个好节目。”

  “我们到巴黎这件事你已经知道多长时间了?”

  “亨利夫人,我知道你们在卢尔德。”在漆黑的、空荡荡的马路上,他缓慢地开着车子。“你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非洲战役进行时曾慷慨地对隆美尔表示过敬意。‘越过战争的鸿沟,’他说,‘我向一位伟大的将军致敬。’你的叔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亨利夫人,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会办事的人。从锡耶纳逃到马赛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们的逃亡使我处于非常为难的地位。不过,‘越过战争的鸿沟,’我向你致敬。你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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