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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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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利连连点头。“他写信给我,说起这么一位海军上校,说是哈里·霍普金斯派在莫斯科的人。现在,咱们在这个倒霉的鬼地方会面了。这个世界真不大。” 帕格没再说什么,继续下棋,结果这盘输了。将军高兴地收起了那个精工镶嵌的棋盘和象牙棋子。“哈克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在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的玩意儿。对于这件事他口风很紧,可这是美国陆军工程专家搞过的最最了不起的工作。” “我对这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沙漠上那个料峭的夜晚,帕格躺在一张简朴的行军床上,盖着三床粗毛毯,心里老感到纳闷,不知彼得斯上校在信上说了他些什么。他们那次偶然相遇,在俱乐部里一张桌子上喝着香槟酒,戴上纸帽子,闹闹嚷嚷地玩了一个钟点。罗达曾经几次提到彼得斯,说是在教堂里认识的。帕格想到,通过铀弹,他可能跟巴穆·柯比也有关系,这使他心头起了一阵恶心。说到头,罗达究竟为什么不来信呢?和莫斯科通信是很困难的,不过还是办得到的。三个月杳无音讯……他的疲倦和喝下的白兰地终于使他忘却了这些想头,昏昏地睡去。 康诺利将军给帕格安排的参观日程要求他沿着铁路,跟着卡车运输队,从南往北横穿过伊朗。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名叫格兰维尔·西顿的人,在那段铁路旅程中将跟他同路走上一程。卡车运输队是美国方面为了补铁路之不足而一手搞起来的。据康诺利说,铁路经常遭到阴谋破坏、大水冲毁、盗窃、故障、撞车和拦截。德国人本来就把这儿的铁路造得效能很低,由于波斯人和英国人管理不善,问题就更加复杂。 “格兰维尔·西顿对波斯的种种情况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康诺利说,“他是个历史学家,是一个怪人,可是他讲的话倒值得一听。他就爱喝波旁威士忌。我给你几瓶老鸦牌的带在身边吧。” 在飞往阿巴丹的途中,那架小飞机里噪音太大,没法子交谈。后来,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庞大得惊人的美国飞机装配工厂里,格兰维尔·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身边沉重地走着,在热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抽烟,一声不吭。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度以上。随后他们又坐车到波斯湾上的铁路终点站班达沙赫普尔去。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食堂里吃饭的时候,西顿才闲聊起来,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像从笛子里吹出来似的,很闷,含糊不清,简直像在讲波斯话。帕格从来没见过抽烟抽得这么凶的人。西顿本人看上去也像给烟熏黄了似的:干瘪、瘦长、皮肤微黑,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大豁缝。帕格异想天开,认为这个人要是受了伤,流出来的血一定也像烟渍一样发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帕格拿出了一瓶老鸦牌。西顿见了,像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最过瘾儿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 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蜿蜒着进入了死寂的群山。从飞机上看,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那就更糟糕。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所看见的只是黄沙、黄沙。火车停下来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时候,他们下车溜溜腿。在沙漠上连只野兔或是蜥蜴的影子都不见,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 “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西顿忽然开口说,“只要有水,有能源,有人来把地整一整,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你们美国人能够帮忙,也最好帮个忙。” 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火车喀啷作响,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西顿打开包,取出火腿三明治,帕格又拿出了老鸦牌。 “我们应该为伊朗做点儿什么呢?”帕格问,一边把威士忌倒进纸杯去。 “把它从俄国人手里救出来,”西顿回答,“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 “统治全球?”帕格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怎么会呢?” “地理的关系。”西顿喝着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了帕格一眼。“关键就在这儿。伊朗高原挡住了俄国,使它没获得不冻港。因此它在半年里是一个内陆国家。这片高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道路。列宁曾经贪婪地管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是波斯呢,好像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塞子来堵住高加索山似的,它正挡住了大熊的出路。它像整个西欧一样大,而且正像你现在亲眼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低地人;他们全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又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了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事实,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可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〇〇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说来,我们搞得很糟,结果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盘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啊。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这一切,”帕格说,“对我说来都是新闻。” “唉,坏的还在后头哩。一九〇七年,在德皇比尔 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俄国在欧洲帮我们的忙了。德皇想通过他那条柏林—巴格达铁路插进中东,我们于是就和俄国人瓜分了波斯: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面是我们的,当中有一片中立的沙漠地带。事先一点儿也没跟波斯人商量过。现在,我们又通过武装侵略分割了这个国家。这样干很不漂亮,可是伊朗国王是死心塌地亲德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过话得说回来,也怪不了伊朗国王,是不是?从他的观点来看,希特勒所打击的,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南北两面侵吞波斯的两大强国。” “你说话真坦率。” “啊,是啊,自己人嘛。现在,请你试着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一看。他和希特勒瓜分了波兰。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罪。他和我们瓜分了波斯。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理。所以,向他比较善良的一面本性呼吁,也许会叫他有点儿迷糊。你们美国人就应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抓一抓。” “我们为什么该卷进这场纠纷里来呢?”帕格问。 “上校,红军现在占领着伊朗北部。我们在南部。《大西洋宪章》使我们作出保证,战后得撤出去。你们当然希望我们照宪章办事。可是俄国人怎么样呢?谁来叫他们撤出去?沙皇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俄国人做起事来总是一个样,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很严肃地盯着帕格看了好一会儿。帕格也盯视着他,没有作答。 “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撤出去。红军却呆下来。他们控制住伊朗的政局,然后‘应邀’推进到波斯湾和开伯尔山口,又需要多久呢?他们不发一枪,就可以无法挽回地改变世界均势。” 经过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后,帕格问:“我们对这该做些什么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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