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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七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hazakve，emats，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德国人在欧洲造成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不大可能帮得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次逃跑的尝试，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就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像奥德赛 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了勇气”。 　　帕格·亨利染上了一种波斯流行病，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他日日夜夜乘坐火车和汽车穿过市镇和田野，穿过尘暴、酷热的沙漠，以及白雪皑皑的山口，渐渐变得昏昏沉沉——尤其是到了夜里；现实和乱梦混杂到了一起。他到达康诺利的司令部时，已经头重脚轻，甚至在跟霍普金斯和罗斯福讲话时，也不得不费了好大气力才提起精神来。在运输队走的路线上度过的那些漫长的、令人眩晕的时刻，帕米拉和勃纳-沃克像他死去的儿子和活着的家人一样，频繁地出没在他乱梦颠倒的幻象里。帕格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把帕米拉像把华伦那样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可是做起梦来他就毫无办法了。 　　因此，在俄国使馆的别墅里看到勃纳-沃克，叫他很吃了一惊：站在那个冷静、真实的欧斯特·金身旁的，正是他发烧的乱梦中见到的一个人物。帕米拉在德黑兰！在金的锋利目光下，他一下子问不出口来：“你们结婚了没有？”他离开了罗斯福住的别墅，不知道自己上英国使馆去应该找的是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呢，还是帕米拉·塔茨伯利。 　　在帕格出来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沿着一条砂砾小路正走过来。莫洛托夫热切地谈着，斯大林抽着香烟，朝四下里张望。他看到帕格，点点头，微微一笑，四周起皱的眼睛里闪射出光芒，显然认出了他。帕格对于政治家的好记忆力已经屡见不鲜，可是这一次还是感到很惊讶。他把霍普金斯的信递交给斯大林，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这个人一直肩负着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的重担，然而他的确还记得他。他身材肥胖，头发花白，个子比维克多·亨利还要矮，这会儿他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走进了那所别墅。帕格看了几乎整整一年遍布莫斯科的种种偶像——塑像、画像、巨幅照片。它们把斯大林表现成一个传奇式的、高高在上的全能救世主，跟死去的马克思和列宁合在一起，成为腾云驾雾的三位一体中的一员。可是现在走过去的是那个血肉之躯，一个矮胖的、大腹便便的老家伙，穿了一身哔叽制服，裤子两侧自上而下有一道很宽的红色条纹。然而，那些偶像多少比真人更为真实。帕格这样想着，一面回忆起斯大林意志统治下的漫长的俄国战线上一幕幕情景，也回忆起他杀害了千百万人的记录。走过去的这个矮小的老头儿，实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巨人。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遇到帕格的次数要多些，却不认识他了。帕格走到英国使馆区门外说明自己的身份时，丘吉尔正好离开那儿。他叼着一支长雪茄，由两个步伐僵硬的陆军将领和一个矮胖的海军将领陪着。那双朦胧而敏锐的眼睛直盯着帕格望了一望，好像看透了他似的，然后这个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弓腰驼背的矮胖子缓缓朝前走了。这位首相看上去很迟钝，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 　　在英国公使馆里，几个武装士兵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文职人员三五成群在阳光下聊天。这是一个小得多、也安静得多的机关。帕格站住脚步，在一株金黄色叶子不住飘落的树下思忖起来。到哪儿去找她呢？怎样去打听她？他对自己这种小家子气禁不住苦笑起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正在这儿发生，可是在这个历史高峰之巅，使他感到兴奋的却不是看到三位世界巨人，而是想着要看到一个女人。由于战争的机遇，这个女人他每年总看到一两次。 　　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一星期由于斯坦德莱忽发奇想，竟然给缩短成了四天，不过那四天留在他的回忆中，像他的蜜月一样是一场突然浮现出的美梦，安宁而甜蜜，他整天不做别的，就和她作伴，一起吃饭，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一起呆在斯巴索大厦、大歌剧院、马戏场以及旅馆内她的房间里。他们谈起话来简直没完没了，像终身的老友，像久别重逢的夫妇一样。在她旅馆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甚至谈到了华伦。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在帕米拉的脸上，在她简短、温柔的答话里，找到了安慰。第二天分手的时候，他们竭力控制住自己，用微笑和闲扯来相互告别。谁也没说那是结局，可是对帕格说来，那至少什么别的也不是。现在，她又到了这儿。他无法再约束住自己，不去寻找她，就跟他无法屏住自己的呼吸一样。 　　“哟！那不是亨利上校吗？”这一次倒真是格兰维尔·西顿。他正和一些穿制服的男男女女站在一块儿。西顿走上前来拉住他的胳膊，显得比在同行的途中要热情得多。“你好吗，上校？那次卡车旅行可真累死人，是不是？你看上去简直筋疲力尽啦。” 　　“我挺好。”帕格朝苏联大使馆那个方向做了个手势。“我刚把你提出的签订一个新条约的主意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 　　“真的吗？你真告诉他了？那可好极啦！”西顿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嘴里发出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可以把总统的反应告诉你。”帕格头晕目眩，脱口而出。他的太阳穴直跳，两膝发软。 　　西顿仔细看着帕格的脸，紧张地说：“那么快告诉我。” 　　“这件事上个月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讨论过。俄国人对它拖延敷衍。就是这么回事。总统不愿意使美国卷进你们的这场老纠纷里去。他必须打赢一场战争。他需要斯大林。” 　　西顿的脸上一下变得很沮丧。“那么红军就永远不会离开波斯了。如果你说的话没错，罗斯福是在对全体自由人宣布长期的厄运。” 　　维克多·亨利耸耸肩膀。“我猜他的意思是一次只打一场战争。” 　　“除了对未来的政治发生影响外，”西顿说，“胜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美国人还得弄懂这一点。”。 　　“不过，要是伊朗人首先提出来，那也许就不一样了。霍普金斯是这么说的。” 　　“伊朗人吗？”西顿扮了个鬼脸。“请你原谅，不过美国人对于亚洲和亚洲事务实在是天真得叫人伤心。伊朗人再也不会首先提出，这有数不清的理由。” 　　“西顿，你认识勃纳-沃克勋爵吗？” 　　“那个空军少将吗？认识。他们是为了缅甸的事务把他叫到这儿来的。他现在过去参加全体会议啦。” 　　“我想找他的副官，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 　　“喂，凯特！”西顿叫了一声，招招手。一个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漂亮女人从他刚才跟着一起聊天的那群人里走出来。“这位亨利上校要找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 　　一张生了个狮子鼻的脸上两只碧绿的眼睛骨碌碌地一闪，贸贸然地打量了帕格一番。“噢，好的。不过，这会儿一切都乱七八糟。她带了一大堆地图、图表这类东西来。他们大概把她安置在戈尔勋爵办公室外面的那间会客室里了。” 　　“我来领你上那儿去。”西顿说。 　　在主楼二层楼的一间小房里，塞了两张办公桌。其中的一张旁边坐着一个面色通红、留着浓髭的军官，正叭嗒叭嗒地打字。对的，他没好气地说，另外那张桌子是塞进房来给勃纳-沃克的副官坐的。她在那儿工作了好几小时，可是一会儿工夫前刚出去到德黑兰市场买东西去了。维克多·亨利从帕米拉的桌上拿起一张小纸条，草草地涂了几句：嗨！我也在这儿，住在美国陆军基地军官宿舍。帕格。然后他把纸条插在插签上。他们一块儿走出去的时候，他问西顿说：“这个市场在哪儿？” 　　“我劝你别上那儿去找她。” 　　“它在哪儿？” 　　西顿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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