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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二
第八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和娜塔丽都收到了我们的放逐通知。我们将于十月二十八日随同第十一批被遣送的人离开此地。去请求照顾，那根本没用。列入十月份这几批的人，谁也不能豁免。 　　特莱西恩施塔特已呈现出一片荒凉可怕景象。留下来的也许只有一万二千人。自从电影停拍以来，还不到一个月，火车已经运走了差不多二万人，都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你如果年纪更大，还可以苟安一个时期，除非是像我这样得罪了当局的。至于那些年轻力壮，有本领和长相好的，他们都已经走了。在原来拥挤和热闹的犹太区里，剩下来的那些老人都在几乎是空荡荡的街上踅来踅去，挨冻受饿，提心吊胆。镇里的公共设施都已被破坏。再没有地方供应热的饮食，连从前那些可怜的残羹剩菜都吃不到了。厨师一个都没有了。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没人去清除它们。在空洞的营房里，弃下的衣服、书籍、地毡、照片扔得满地都是。没人去打扫，更没人想到要去偷窃。医院都空了，因为所有的病人都被遣送走了。每个地方都是人走空后那种腐朽霉烂的气味。 　　那一次美化运动的骗人玩意儿——奇怪的路标、店铺的橱窗、音乐台、咖啡馆、幼儿园——一切都在萧索的天气里颓坏：颜色黯淡了，油漆剥落了。虽然已经三令五申，要严厉处罚，但是那些老人仍旧偷窃这些波将金建筑物的木板，把它们用来当柴烧。现在听不到音乐了。儿童几乎没一个留下，除了那些父母是异族通婚的，是退伍军人、市政官员或“知名人士”的子女。但是，这一次第十一批遣送，要送走的人多达二千名以上，就像一把镰刀砍进了这些受特殊照顾的阶层。这一批走的人当中，包括很多儿童。 　　我是因为拒绝合作而得罪了当局的。来接替九月下旬神秘失踪的那个可怜虫爱泼斯坦的新任高级长老，是维也纳的一位默梅尔斯坦博士，他以前曾当过拉比和大学讲师。这位长老指定我做他的主要助手，我明知道这是党卫军的授意。其用意无非是：如果战事突然结束，他们就可以再装饰一次门面。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定是在这样打算：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一个美籍犹太人在这里担任高级职员，去欢迎那些战胜者，这样面子上就会好看些。然而，现在看来，战事并不会很快就结束。东线和西线都好像要相持过这个冬天，在今后的许多月内德国人的罪行还要变本加厉，也许只会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犯罪的机会了。 　　接连着几小时，默梅尔斯坦试图说服我，一直唠叨不休地说恭维话，讲大道理。为了打断他的话，我就说准备考虑这件事。那天晚上娜塔丽的反应和我一样。我向她指出，如果我因为拒绝了这件事而被遣送，她大概会和我走同一条路。“你瞧着办吧，”她说，“但是，可别为了我的原故去接受这一件事。” 　　第二天去向默梅尔斯坦作出答复，这时我又得耐着性子去听他说那一套废话，他最后向我恫吓、咆哮、哀求，甚至真的流下了泪。毫无疑问，他害怕传达我的拒绝，害怕招恼了他的主子。我不妨在最后这几页日记中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他的想法。他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人。欧洲各地肯定都有默梅尔斯坦这类人物。说得简单点儿，他的想法是：如果让德国人来直接监督我们，那他们要远比犹太管事们凶横残暴，不会像犹太人这样愿意充当一种缓冲力量，代为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他们在推延时限、说项求情、回避什么事情时，都尽让德国人向他们出气，同时忍受着犹太人对他们表示的仇恨和轻蔑；他们不停地做工作，要减轻大伙的苦难，把一些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我反驳他说，虽然从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是这种情形，但如今的工作人员都只管组织遣送工作，把一些人送了走，而我却不愿插手这一类的事。我不去提到：这种工作人员指定犹太同胞去送死，只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至少是为了要推迟自己的末日。伊壁鸠鲁 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方式去应付它。我并不责怪默梅尔斯坦。他说，如果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再不去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不去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那情形就会变得更糟，他这话听来也有一些道理。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我拒绝他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会吃到苦头，然而我决不迁就。 　　他说那些奉承我的话时，还请我看在两人同是学者的份上。我们研究的学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的是古犹太史。我听过他在这儿犹太区里讲学，但认为他的学问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引证了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 的事迹，竭力为自己辩解；犹太人都恨这个约瑟夫斯，虽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他的同胞谋福利，但是他们都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奸细和工具。历史对约瑟夫斯的评价最多也只是毁誉参半。像默梅尔斯坦这类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像党卫军发怒时那样使我至今心有余悸，先是横眉瞪眼，板着脸警告我，但后来又失声痛哭。他并不是在演戏（否则他倒是很会表演的），因为他真的泪如泉涌。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不禁痛哭流涕。他在犹太区内几乎最敬重我。在战争这一阶段里，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最有能力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为大家做一些好事。为了要我回心转意，不至于去小堡，他不惜向我下跪，劝我和他共同担负他那可怕的责任。他再也没法单独承担那件事情了。 　　我对他说，这件事必须由他勉为其难，万一我本人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准备拼着自己这个衰弱的身体忍受了下去。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了，让他去摇晃着脑袋，拭干眼泪。那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接连着几天，我一直捏着一把汗。我一点儿也没变得比以前更勇敢，然而确实有一些事要比痛苦更坏，比死亡更可怕；再说，一经落在德国人手里，除非有来自外界的救援，否则一个犹太人到后来反正是逃不了痛苦与死亡。那么，他还是索性独行其是的好。 　　此后我没再听到什么消息，可是今天大难临头了。我相信，这件事也不能怪默梅尔斯坦。当然，是他签署的命令，正像他签署所有其他被遣送的人的命令一样。但是，事实上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党卫军开的名单上了。他们既然不能再利用我，又不愿强迫我去做什么事，像上次招待红十字会的参观那样，他们就准备干掉我。除非是他们能够把我拉到他们一边，做他们的工具，也就是充当帮凶之类，否则美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要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俄国人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 　　通知单是早晨发下来的，那时候娜塔丽刚要去云母工厂。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多少早在我们俩意料之中。我提议去找默梅尔斯坦，就说我已经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向她指出，她还需要为她儿子活下去，我们虽然已经好几个月没获得他的消息（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被切断），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他是平安无事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漫长的恶梦做醒了，如果居然还能够活着的话，她会找到他的。 　　她紧张中微露出恐惧，忧郁地说（我要在收藏起这几页手稿之前，先把这一次简短的交谈记下来）：“我不愿意，你为了要保护我，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走。” 　　“娜塔丽，我原来对默梅尔斯坦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咱们知道，遣送的人总是要走的。” 　　“可是，那不是由你经手办的。” 　　我感动了。我说：“Ye-horegv’elya-harog。” 　　她向我和其他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了一些希伯来语，但是懂的并不多。她迷惑不解地朝我望着。我解释道：“这是引的犹太教法典里的句子。有三件事是犹太人在强迫下宁死也不能做的，刚才说的是其中的一件事。宁可被人杀，也不可杀人。” 　　“我管这个叫普通准则。” 　　“按照希勒尔 的说法，犹太教的全部教义都是普通准则。” 　　“还有两件犹太人宁死也不能做的事呢？” 　　“礼拜伪神，与人通奸。” 　　她若有所思，然后像蒙娜·丽莎那样向我笑了笑，就到云母厂去了。 　　我犹太人埃伦·杰斯特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那不勒斯港内一条船上开始记述一次旅程。这条船准备开往巴勒斯坦。没等到船启碇，我和我侄女就离开了它，被拘留在锡耶纳。我们是在一些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打算取道葡萄牙回美国的。由于一些不巧的事情和错误的判断，我们被送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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