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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9．精子库 　　袭击整个洛杉矶城的奇怪的病疫引起了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注意。一支特别的调查小组已到达该地，来调查52例被称作“威廉姆斯病”的疾病——这一名称是根据首例已发现的病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该市的保健部门反对将此事公之于众，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恐慌。从亚特兰大来的调查小组已经开始了艰难的工作，以确定最近24小时之内跟死者有过接触的人士。至此，无人能够证明此病来自何处，以及其病理究竟是什么。初步的检测表明，病毒在其感染者死后也随即死去，使得生物化学家们感到不知所措，莫衷一是。 　　在东京，情况变得更坏。死亡的人数已达到70人。再过24小时，该病也将出现在纽约和伦敦，并在那里造成每天死亡12人的惨剧。 　　邦德起得很迟，以便让自己的身体从昨天的经历中恢复过来。曼妮拉已对他作了彻底的检查——她被证明不仅是个顶呱呱的侦探，而且还是个完全合格的注册护士——正是她断定他的肋骨没有折断。不过，邦德的确伤得很厉害，特别是他的右肋受伤，前额和脸颊都裂开了口子，但伤口长得很快。左肩脱臼，但情况还不太严重。曼妮拉对他做了按摩治疗，使它重新恢复了正常。 　　因为邦德不知道昨夜他所在的确切位置，所以午饭后，莱特纳和曼妮拉又把他带到了第2222号农场路上的那家小酒吧，昨晚他们就是在那儿把他接回去的。他认出了城市公园大道的路口，所以找到山上的那幢大楼并没有花费大大的力气。莱特纳说他得花些工夫查明谁住在那幢大楼里，与此同时，邦德可以去列普罗凯亚诊所赴下午两点的约会。007昨晚在大楼里发现了查尔斯·哈钦森，这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曼妮拉已经去过查尔斯·哈钦森位于海德公园区的住宅，那里的经理说年轻人已经搬出去了。经理非常生气，因为哈钦森违背了租赁契约，提前一个月搬出了大楼。搬运工昨天已把他的东西运走。经理并没有见到查尔斯本人，只是从他的律师那里收到了一封他要离开的书信。曼妮拉向他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进入空荡荡的大楼，她也看到了那封书信。一小时以后，曼妮拉已经获悉，所谓的律师其实根本不存在。 　　查尔斯·哈钦森要么与坏家伙们为伍，要么被迫成了被他们看管的囚犯。 　　在他们带邦德回市区之前，莱特纳给了他另一只手提电话。“别把这只也摔坏了，这是我最后一只了，”他说。 　　“你开始变得像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军械师了。”邦德道。 　　列普罗凯亚诊所坐落在第38大街的一幢办公室楼里，靠近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庞大的医疗中心。玻璃门上写着“列普罗凯亚——治疗不育症，克里奥中心”的字样。 　　曼妮拉和莱特纳把邦德带到那儿，他走了进去。接待室很小，却是典型的医生办公室。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护土耳朵里塞着耳机正在打字。她抬起头来望着邦德，露出爽朗的笑脸。 　　“要我帮忙吗？”她带着浓浓的得克萨斯口音问。 　　“是的，我跟安德森医生两点钟有个约会。我叫邦德。詹姆斯·邦德。” 　　护士查看了一下登记簿。“噢，是的，我已经记下了。她要耽搁一会儿。但她请您填写这张表格，等您填完表格，有人会带你到一个房间抽取你的首份标本。” 　　“我的首份标本？” 　　“你是来申请捐献的，不是吗？”她会心地微笑着，十分清楚该如何与初次到这里来做这类事的尴尬的男士们相处。 　　这似乎出乎邦德预料，但他立刻作出了反应。“是的。” 　　“读读表格上的说明，它会告诉您，您将要做些什么。医生事前会和您谈话，所以不必担心。” 　　邦德从护士手里接过表格，在接待室里坐了下来。表格大约有十页，第一页上解释说捐献者必须年满18岁，还必须经过程序严格的检查，包括既往病史和家族基因史，由实验室主管做个人测试及全面的抽样分析，再由一位物理师做物理检查和主要的传染病检查。能够成为一个捐献者的第一步就是完成调查。要是他在访问诊所前48小时内没有做过房事，那么在经过短暂的谈话后就可以做第一份样品。捐献者的所有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 　　调查表中的询问相当周全。表格中要求申请者填写病史和人种史。它还询问申请者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方面的问题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表格中还有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疾病的得病情况的调查，以及性行为方式、近期或过去做过的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的情况调查。邦德估摸着诊所的要求相当高，而且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有令人满意的回答。他禁不住暗暗发笑，成为一名精液捐献者可能要比成为一个秘密情报处的特工还要困难呢！ 　　填表格几乎花了他一个小时。他伪造了许多信息，然而，出于他特有的幽默感，他如实填写了在他的充满刺激的生涯里遭受过的各式各样的伤害和住院情况。他把它交回给护士。她请他坐下，并说马上就会有人来陪伴他。十分钟后，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打开了房门，问道：“是邦德先生吗？” 　　邦德站起身来。那男人伸出手来。“你好，我是汤姆·泽林斯基医生。”他们握了握手。“进来吧，”他说。 　　他们来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请坐，”泽林斯基医生说。 　　“安德森医生在哪儿？”邦德问。“我想我是来见她的。” 　　“她好像正在做一个急诊。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小心照看你的。”泽林斯基医生中等个儿，三十七八岁光景。 　　邦德实在不愿遇到这种局面。他想要跟阿丝丽·安德森谈谈，看看能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信息。 　　“我已粗略地看了一下你的情况，邦德先生，”那医生说，“当然，我们还会仔细地检查，不过初步看来，你的情况非常好。这上面说你的父亲是苏格兰人，而你母亲则是瑞士人？” 　　“正是。” 　　“你写着他们死于意外事故。能具体点儿吗？” 　　“是登山事故。他们死在一块。” 　　“我明白了，我很抱歉，”那医生不动感情地说。“当时你多大了？” 　　“11岁。我跟我姨妈一起生活。她非常宠爱我。” 　　“我明白了，我很抱歉，”他翻动着表格，停在了“住院情况”那一页上。他的眼睛开始瞪得大大的。“不错，你住院的次数是够多的！这确实有点惊人。你说你干什么活儿？”他翻到第一页。“哦，在这儿，是公务员？” 　　“正是” 　　“什么是公务员？”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我明白了，”他点点头说，“我很抱歉，”这是他的口头禅。然后他清了清嗓子，有些尴尬地说：“那么，你将在这儿呆一阵子啦？” 　　“我现在已在美国定居。”邦德谎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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