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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售货员这工作干了多久？” 　　“大约六个月。”她说。“在那以前，我是家庭妇女。”她停下咳起嗽来，想掩盖她的不安。局里大多数警官都有大学文凭，雷切尔却中学都未能毕业。虽然她学习成绩很好但她总没能够积攒足够的钱来付学费。“我丈夫是园艺设计建筑师。”她补充说，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不仅仅于家务活，还帮他整理所有的书籍，替他安排约会什么的，我是他事业上的伙伴。” 　　阿特沃特绕到了律师座位前面，然后朝证人席走去。“你为什么决定要进入执法机构？” 　　雷切尔眨了几下眼睛。她的眼睑呈粉红色，其中一片眼睑上长着一颗似星状的痣，正好在眉毛下面。“我丈夫三年前去世。我有两个孩子。眼下这工作待遇不低，福利也不错，我想利用零星时间再干点事可以补贴一些抚养孩子的费用。” 　　阿特沃特猛地将袖口一拉，他的肌肉经常会这样突然抽搐一下。“所以说你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经济考虑，对不对？” 　　雷切尔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他到底希望她说些什么呢？他们在自助餐厅那天甚至还没有亲热地聊上一会儿。这个地方检察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该有个什么目的。“我决定当一名警官并不完全出于经济原因。”她说着下巴往前一撅。“我很诚实。干活很卖力。从来也没有犯过什么法。我想，自己也许能力社区做点好事。” 　　阿特沃特诡谲地笑了一下，露出的牙齿一瞬间又被盖住了。他以脚跟为中心旋转过身体，又大步回到了律师席。“在你成为警官以前，有没有遭到暴力的侵害？”雷切尔惊愕地摇了摇头。律师正在触及一项正式的法庭纪录，这是她私下里告诉他的秘密。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孩提时发生了什么。她不愿意那些警官同事们把她看做是受害者。“我……我被绑架过，那是在我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她叙述说。“我那时十岁。”那天的回忆又迅速地断断续续地在她脑海里闪现。她看到那个男人的手在她赤裸的身上摸索着。她听到了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响，肌肉顿时抽搐起来。她将两只手紧紧捏成拳头挡在头上太阳穴处，竭力想驱走那痛苦的回忆。 　　“请继续说下去，西蒙斯警官。”阿特沃特无视她的痛苦对她说道。“告诉审判员你是怎么从绑架者手里被救出来的。” 　　“反对。”辩护律师喊道。“这与本案无关，阁下。” 　　“阿特沃特先生，你专门询问她这个问题有何理由吗？”法官问道。“是的，阁下。”他说。“我在力图建立大家对我证人的信任。她过去的受害历史使她能够对于超出她现在这个职业范围的事情作出有分量的评价。” 　　“反对无效。”法官不耐烦他说。“请阐明你的观点，律师。我们没有一整天时间泡在这儿。”“西蒙斯警官，”阿特沃特继续往下说，“请告知本法庭你是如何从绑架人那儿跑出来的，好吗？”“有个妇女记下了这个男人驾驶的汽车执照牌。”雷切尔说。“圣迭戈警察局的一位警官在附近汽车旅馆的停车场找到了这辆汽车。他们派去了一伙很高明的警察，其中有一名好枪手开枪击中了他。”她的眼皮颤动起来，就像机关枪的扫射在她脑袋里发出了阵阵响声。那一刻有多少次在她脑海中重新闪现？那个男人猛地扑倒在地，鲜血四溅，脑袋的一侧开了花。“一名警官后来救了你的命。”阿特沃特说着朝陪审员的方向瞟了一眼。“西蒙斯警官，那个人在绑架你之前是否因绑架和强奸另一个女孩而坐过牢？”“是的。”雷切尔说。“他只被判了七年徒刑。第一次犯罪那阵子他是个医生，所以我猜想假释裁决委员会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警察没及时赶来救你，这个人是不是也会强奸你？”“很有可能。”她回答。 　　“这桩事是否成了你寻求警官职业的潜在动机？”“多少是这样。”她回答时，双手交叠放在腿上。“这次绑架以后你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能肯定我知道你所说的是指什么。”雷切尔回答说，她感到喉头肌肉紧紧绷着。她抬起眼睛看了看法官，小声说：“请给我一杯水好吗？” 　　法警将纸杯盛了水送到了证人席上，此时整个审判厅鸦雀无声。她喝光后，将它放在腿上。“你能接着往下谈吗？” 　　雷切尔点了点头。“你是不是得了一种害怕出门的恐惧症？”阿特沃特问道，他的声音在大厅里发出低沉的回音。“你被绑架以后几乎有一年时间都说不出话来，你得了一场癔病性失声症，这是真的吗？” 　　“是的。”她回答。“当你又能开口时，你说话的第一个人是谁？” 　　她的脸变得柔和了。“拉里·迪安警官。”“他就是将你从绑架者手中救出来的那一个人，是吗？” 　　“是的。”雷切尔答道。 　　被告声称本来只该是按常规将酒后驾驶者逮捕起来，但警察却滥用了职权。阿特沃特认为雷切尔·西蒙斯是这个案子最好的见证人——她那谦逊的态度、显然的真诚以及她从前对穿制服的人就像对英雄一样抱有的崇敬。他的眼光又移向一排排坐着的陪审员们。他们是普通的工人阶级。那些富有而老练的人是极少愿意当陪审员的。陪审团很容易倒向努力养家糊口的年轻的寡妇。特别是像雷切尔·西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的人。她的那段遭受凌辱的历史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信任感。“你被派去巡逻了，对不对？” 　　“对的。”雷切尔说。她松了一口气，因为阿特沃特不再纠缠绑架这件事了。 　　“4月20日这天晚上，大约是凌晨3点钟光景你在值勤吗？” 　　“是的，我在值勤。”“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上前阻止本案被告吗？”“我注意到他的车开得摇摇晃晃。”她说道。“我跟着那辆车开了几英里路，亲眼看见车轮有四次开出了黄线。”“所以你就命令那辆车停下，认为这个人是酒后开车，对吗？” 　　“对的。”雷切尔回答。阿特沃特告诉过她回答问题时不要带任何修饰。她不明白作证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她讲的都是实话。不管律师们向她询问多少问题，也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提出问题，事实始终是事实。她为什么不能把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然后就退场？她已经两天多没有睡觉了。这么久没有合眼，她感到像是在水底游泳似的。 　　“请告诉我们当被告的车停下后发生了什么？” 　　“我要被告出示汽车执照和牌照。”雷切尔说，声音比先前听上去响亮了一些。“他把这些证件交给我，我就开始查核他有没有犯罪纪录，有没有给他发过上法庭的传票。调度员告诉我布伦特伍德先生曾被法庭因酒后驱车而传讯过，但他始终没有露面，这时我要求再派一辆救援车来。” 　　“这是照惯例要办的程序，对吗？” 　　“对。”她回答。 　　“你有没有接着进行现场酒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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