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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章

　　火车摇摇晃晃，缓缓地停在了伦敦大火纪念塔站。大约有四分之一旅客默默地站起身来，择路穿过车厢移向车门口，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下车踏上月台，走上不长一段楼梯，穿过检票口，出站走进了7月的阳光里。公司职员在那儿各奔东西，又碰上从伦敦桥上乱哄哄拥下来的更大的人群。我加入到走上格雷斯教堂大街的人流中，朝着位于毕晓普斯门大街的办公室走去。几个走错路的人与正在前进的人群逆向而行，拼命推挤着朝街另一头走去。他们由于鲁莽而被人们推来推去。自从“大爆炸”改革①以来，上班族们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因为推销员、交易员和结算人员都想尽力做到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交易台上与东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巴林通话的人。

　　①指伦敦证券交易所1986年12月的改革，内容包括取消固定回扣、依靠计算机信息来控制市场等。

　　尽管这支大军的目的似乎是一致的，即去工作，去赚钱，但是作为个体，不论男女，又都有着各自的担心、忧虑和责任。有时候，我会冲进拥挤的人群中，急切地想立即到达我的交易台，马上解决头天夜里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问题。有时候，我会步履拖沓，任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因为我想拖延与前一天的坏交易进行不可规避的对抗。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随着人流移动，头脑仍然昏昏沉沉，不知那天要做些什么事，直到坐下来，手中端了杯咖啡，脑子才清醒过来。

　　不过，今天我却飘飘然于九天之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我赚了40万美元，谁知道在今后24小时内，我又会赚多少呢？我有一种不合理性的信念，觉得凡是我经手的买卖都会使小钱生大钱。我知道这种情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在我能够享受时，我应该尽情享受。最终，运气会离我而去，连成败参半的买卖都会与我无缘。煮熟的鸭子会飞走，十拿九稳的买卖也会因未预见之事而泡汤，我的计算机将会出现检测不出的病毒。我的工作就像一种药性大起大落的毒品，这种工作会使人上瘾吗？也许会吧。

　　比起我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工作的那家美国大银行来说，这种工作当然更富有刺激性。在这之前，我在信贷部干了6年，对从银行贷款的那些公司进行分析，我必须决定这些公司是否具备还贷能力。这是一个需要聪明才智的有趣的工作。但是，银行方面却倾其所能使这种工作变得枯燥无味。信贷部看上去像一个灰蒙蒙的工厂，里面有许多面色苍白的工人，每星期有工作定额，必须交出若干页数的分析材料。

　　但这工作倒挺适合我，该银行对我的作息时间深表理解。他们显然认为这事关良好的公共关系。伦敦办事处的总经理是个美国人，以前曾是大学足球队队员，一个热心的体育迷。我上班无论是迟到或早退，他都无所谓，休假日计算得也不严；不带薪水的假期我愿休多久就休多久，整个办事处都为我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800米铜牌获得者备感骄傲。

　　当我放弃了跑步时，他们都不理解，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总经理亲自过问了此事。我对他说，我的身体并没什么毛病，我还年轻，再过四年，金牌将会非我莫属。我怎么可能就那样让他失望呢？

　　原本就很枯燥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乏味，他们开始要求我上全班，由于别无他事能够吸引我，那单调乏味的工作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我需要有新意的工作，需要挑战，需要有竞争性的工作。

　　因此，当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一则征聘一名初级交易员的广告时，便整理了一份个人简历寄去。广告说，一个小型资金管理公司——德琼股份有限公司——欲招聘具有丰富信贷经验之人士，该公司将培养此人成为一名有价证券组合经理。过了冗长乏味的两个多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回函。他们想见见我！我喜欢在我面谈时见到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友善，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对我将为之工作的那个人——汉密尔顿·麦肯齐——印象尤其深刻。他是个年近不惑的苏格兰人，中等个头，衣着整洁，身材瘦削，他那一头早生的华发看起来始终像是刚刚理过似的。他蓄的胡须仔细修剪至下巴。他那一双蓝眼睛不看着你的时候显得冷淡漠然。但是当这双眼睛注视着你的时候，似乎能看到你的心里，明察秋毫，对所揭示的一切作出判断。说实话，汉密尔顿看上去好像始终在思考、判断和预测着什么。起初，我发现这很令人害怕，在他面前总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然而，他却是个优秀的老师，他对事物的认识透彻明了，解释简洁易懂。我常常因未能得出他所作出的结论而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但是，他总是花时间给我耐心地分析他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他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始终具有建设性。他决心要把他知道的关于有价证券组合管理方面的所有知识悉数传授与我。

　　他博闻广见，他素以一个悟性极强的冒险家著称。许多现代有价证券组合理论都强调试图战胜牛市的无望性，许多现代有价证券组合经理们倾其全力迎合或险胜市场，汉密尔顿认为这种做法荒谬可笑。他的观点是，把资金托给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机构是出钱买主意，他认为自己对这些机构的责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多赚钱，这就意味着他要冒风险，而且是大风险。不过，他不会莽撞地去冒险。相反，他会耐心等待，静待良机降临，分析所有的风险，尽量避免或躲过风险。然后，当他确信形势对他有利时，便采取行动，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们对投资结果非常满意，因而便把更多的钱托付与他。

　　该公司于20年前由乔治·德琼创办。它最初是管理一些著名公益信托机构的资金。自从8年前汉密尔顿加盟以来，该公司吸引了若干海外客户，特别是日本客户，从而使管理资金总额达到了2万亿英镑。近5年来，现已年近古稀的德琼先生每周仅工作3个上午。他仍然全面控制着公司，并从中挣得锦衣玉食。资金投资方向是各种货币的债券，这些证券的管理由汉密尔顿大权独揽，包括我在内，共有6个人为汉密尔顿工作。

　　杰夫·理查兹是我们中间资历最深者，他已具有20年的投资经验。他的工作是确定外汇汇率和存款率的走势，并相应变动他的有价证券头寸。他举止温和，运用其深厚的理论根底对市场进行分析，因而他通常总是胜券在握。罗布·格林哈尔希协助他做这项工作，同时还负责管理非美元债券头寸。他与我年龄相仿，已在公司里干了两年。我们还有一个图表制作和研究者——戈登·赫尔利。他对过去的价格进行技术分析，以预测未来的价格。在我看来，这几乎无异于坐观杯中剩留茶叶渣占卜未来，但是，戈登的预测往往都是正确的。

　　我的任务是负责有价证券中的美元部分，这占了我们总资金的一半以上。这是汉密尔顿颇感兴趣的领域，也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发挥作用的领域。最终的设想是，我应该和戴比共同担任这个角色。她上岗时间甚至比我还短，眼下，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行政管理和起草法律文件，以及一些相对而言无甚利害关系的交易活动。我们大家合用一个助手，一个名叫卡伦的姑娘。她芳龄二十，性情淑静，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已有6个月了，我喜爱这个小集体。

　　我沿着毕晓普斯门大街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殖民银行总部那幢高高的黑色玻璃墙大楼前。随着殖民银行财产的减少，银行总部大楼的用处也大大减小了，以至于现在银行把大楼的上半部各层全祖出去了。德琼公司租的是20楼，从上往下数第3层。我乘电梯上楼，走进奢侈豪华的接待室，一式铮亮的红木家具，价值千金的皮革装订书籍，古老的十八世纪贸易线路版图和雅致的张满风帆的茶叶运输帆船模型。这间屋子给人的印象是殷实富丽，声名卓著，拥有帝国贸易的金融家们在一个世纪以前挣下的财富，能够不动声色地作出稳妥的投资决定。然而事实上，该公司仅有20年的历史，汉密尔顿及其橡木门后面的小组每天都拿着其主顾们的钱在市场上一赌输赢。

　　我穿过那些橡木门，走进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室。这个交易室比投资银行，以及昼夜不停地从主顾手里买卖有价证券的经纪人的交易室要小得多。相对而言，作为一个小型投资机构，德琼用的人手不多。虽然该公司比其他投资管理机构更为活跃，但是，它并不昼夜开展交易活动，只有当我们看到市场出现独特行情时，我们才买卖债券。

　　然而，即使是在相对风平浪静的时刻，交易室里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紧张的气氛，我发现这种气氛极富刺激性。在这儿，20亿英镑的命运可非同儿戏，得缜密考虑。各种信息通过电话、电视屏幕和报纸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信息经过分析、辩论和筛选，然后综合归纳。于是，作出决定，购买这种证券，抛售那种证券，或者干脆按兵不动。每一个决定均会导致成百万英镑的流动。如果我们决策正确，我们的客户就能挣赚几万或者几十万英镑，但如果我们决策失误……其责任则毫不留情地要由我们全体承担。

　　这房间有两面外墙，从上到下全是厚玻璃窗组成，分别面朝东南和西南。从20层楼上，正好可以越过伦敦城看到东面厄普敏斯特那边的小山丘陵地带，南面水晶宫天线杆的尖顶，以及西面米德尔塞克斯的摩天大楼群。内墙上空空如也，只挂着一排必不可少的钟，指示东京、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的当时时间，还有一块白色的大记事板，写满了字迹潦草的蓝字，记录着我们几个月以前做的一笔交易。

　　屋子里有8张交易台，每张交易台上配备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所必需的设备；路透社和电汇率屏幕，该屏幕提供有关价格、新闻和市场行情的最新信息；个人计算机，用于分析有价证券和过去的价格数据；错综复杂的电话系统仪表板上显示着十来条线路，来电话时是信号灯闪烁而不是铃声大振；还有一个硕大的字纸篓，每天从邮局收到的两英尺高的研究资料大部分都扔进了这个字纸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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