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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我想，有一些吧。”罗布瞥见了我的眼光，他的脸红了，“有一些，”他又说道，转身走了。 　　我耸耸肩膀，继续工作起来，我看着躺在我脚边装着戴比遗物的小盒子。我想，我应该把它们送回她的寓所，我掏出电话号码簿，打电话到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我要求与费利西蒂通话，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女人叫那个名字，她来接电话了。 　　“你好，我是保罗·默里，”我说，“我们在戴比的葬礼上见过面。” 　　“噢，对，”她说，“你是她以前的同事。” 　　“不，我这儿有她的一些东西，东西不多，也没啥重要的，我可以把它们送过来吗？” 　　“没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她说。 　　“今天晚上行吗？” 　　“可以。7点钟左右来吧，地址是卡文迪什路25号，克拉彭南站是最近的地铁站，回见。” 　　第六章 　　卡文迪什路是伦敦南环线的一部分，南环线是伦敦最拥挤的年久失修的交通要道之一。小轿车、大卡车纷纷向前蠕动着，接着，信号灯一变，又沿街飞快向前行驶50码左右，随后又慢慢爬行起来。7月的夜晚，空气里充斥着飞扬的尘埃和一氧化碳的烟雾，随着引擎再点火的响声微微振颤着。 　　25号是一幢有平台屋顶的小房子，与街道上所有其他房屋相似，门旁装着两只门铃。我按响了用蓝色圆珠笔模模糊糊写着“蔡特”和“威尔逊”字样的那只门铃。门嗡嗡地响着开了，我走了进去。 　　戴比和费利西蒂住在楼上的套房里，房间陈设简朴，但很吸引人，不甚整洁，但也并非杂乱无章，费利西蒂走来开门，她上身穿一件宽松的黑色T恤衫，下身是一条紧身的蓝色牛仔裤，红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她引我走进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沙发，地板上散放着几个坐垫，费利西蒂示意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则蜷坐在一个垫子上。 　　“很抱歉，这屋里稍微乱了一点，”她说。 　　我把带来的盒子交给她。“谢谢你，”她说。“戴比的父母这个周末要来拿东西，我给你倒杯酒，好吗？” 　　她闪进厨房，拿着一瓶麝香干葡萄酒和两只杯子回来了。 　　“这么说，自从你们两个来到伦敦，你一直和戴比住在这儿？”我问。 　　“噢，不，”费利西蒂答道。“我们刚来的时候，在厄尔斯考特街租了一套房子。噢，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间卧室。但是，两年以前，我们合买下了这套房子。这儿虽然有点吵，但还是会习惯的。” 　　“你与戴比的关系一定很亲密吧，”我说。 　　“我想是的，”费利西蒂说。“她是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我们住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她又很孤僻。说到这一点，我也同样如此。我想，这就是我们能合得来的原因吧。我们喜欢住在一起，但又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起这个，”我说，“但几天前我见过一个人，我想他可能是戴比的男朋友。他身材瘦削，的莫35岁左右，蓝眼睛，黑头发。有印象吗？” 　　费利西蒂想了一会儿，“是的，有一个人跟你的描述相符。去年什么时候，她和他有过那么一段恋情，但没有维持多久。我真的对他一点好感也没有，我还记得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她战栗起来。 　　那一定是我在船上遇到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问。 　　费利西蒂皱起眉头，竭力回想着。“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知道她是通过什么工作关系结识他的，他是个下流坯。一开始还挺迷人的。但是，很快他就对戴比吆五喝六的。吃早饭时，简直令人看不下去。然而戴比却对他百依百顺！这非常奇怪。你是知道数比的，她哪里会做普普通通、逆来顺受的家奴呢。这个人的确浑身散发出一种狂热劲，戴比觉得这令人神魂颠倒，我可吓坏了。”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大约10点来钟回到家，发现戴比的样子很可怕。她额头上有一个大青包，眼睛红肿如桃。她悄悄地啜泣着，好像哭了好一阵子了。” 　　“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噢，我真希望我能想起他的名字来，无论如何——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是那个杂种打了她。她发现他已有家室，便与他当面对质，他揍了她一顿便溜了。” 　　“接下去几天里，那个家伙不是打电话就是亲自登门。戴比始终不理睬他，也不让他进屋。有一、两次她几乎要屈服了，但最后她还是理智地挺住了。我们两个人都吓得要命。我当然不想和他发生任何瓜葛，但我们两人都吓坏了，害怕我们出去时，他会等在门外跟踪我们。我想他确实跟踪过戴比一次，但是她尖叫起来，吓得他溜走了。过了一个来星期，他不再打电话来，我们也没有再看见他。” 　　直到那天晚上在船上，我心里想道。我现在似乎越来越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把戴比推进河里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查出来他是谁。“你想不起来有关他的任何更详细的情况了吗？比如说，他住在哪里？干什么工作？为谁工作？” 　　“对不起，那是我们互相尊重对方隐私的主要方面之一。虽然我偶然会碰见戴比的男朋友，但她很少说起他们的事。而且我也尽量避着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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