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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牛津墓地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文明用语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文明用语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作安魂仪式。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很留意的马格里奇非常感兴趣地发现，丧葬人员认识罗斯牧师大人，事实上，就在当天还一起共进午餐并且讨论以后的生意。在过去的几天里，索尼亚极度忧伤，人们就安葬事宜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她从未在这些安排中积极行动。马格里奇写道，她“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能为力”。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阿斯顿找到一位扫除冰雪的女人，同她聊了几句，问她奥威尔是不是值得崇拜的人。阿弗丽尔误解了这个问题——阿斯顿是指奥威尔个人而不是指他那种类型的人——立即反击“这位有着8个孩子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吊唁者走进教堂时，索尼亚连致意答谢的事都担当不起来。相反，教堂的前厅都是由奥威尔的出版商配备招待人员。根据瓦奥莱特·鲍威尔女士所说，弗雷德·沃伯格以及他的生意合伙人罗杰·森豪斯的行为举止“像是在参加出版商聚会”。后厅里，马格里奇那双冷漠的眼睛环顾着吊唁的人群，他判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几乎都是不信文明用语教的人。罗斯牧师大人“摆足了堂区牧师的架子”，教堂的气氛热烈不起来。至于吊唁的那些人，弗雷德·沃伯格和妻子帕米拉占据了前排的座位，紧随其后的是一大帮子奥威尔第一任妻子艾琳·奥肖内西的亲戚，艾琳的不幸，在马格里奇看来，“实际上是整个吊唁活动中唯一的仅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然而，矫揉造作的马格里奇或许会认为，吊唁过程就像鲍威尔为之挑选的、给他深刻印象的《传道书》第12章所说，“亡人回到久久的家，吊唁者上街闲逛……然后，来自大地的尘埃回归大地，神赋予的灵魂回到神的身边”。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丧葬仪式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去了位于切斯特门大街的鲍威尔寓所；索尼亚、阿斯顿和奥威尔的灵车出发去牛津郡，由宣读公祷文的戈登·邓斯坦牧师大人领头的丧葬人员紧随车后，“一小群人”(牧师语)在野外行进着。萨顿·考特尼的教堂墓地碰巧与政府的一幢检测泰晤士河水质的实验大楼毗邻。阿斯顿回忆说，除了在场的索尼亚、他本人以及专业丧葬人员之外，奥威尔的墓地看上去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仿佛一位穿着实验服、抽着香烟的科学家正在注视着实验，阿斯顿突然想到，这情景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绘何其相似乃尔!在伦敦，马格里奇阅读了阿瑟·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曾为文明用语员，被关进文明用语集中营，代表作为小说《正午的黑暗》——译者注］、V.S.普里切特、朱利安·西蒙斯和其他的人共同撰写的讣告，他觉得，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有关一个凡人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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