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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成长之路 　　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与你、吉恩、普罗斯泼在一起度过的童年岁月。 　　——致杰辛莎·巴迪康姆的信，1949年2月15日 　　没有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童年岁月时会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点儿欢乐。 　　——《如此欢乐》(1968) 　　奥威尔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坚定地说，像大多数反叛者一样，奥威尔对自己反叛的东西有着一半的热爱。但是，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在过去的25年写作生涯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抨击他的抚育问题。20世纪初期的英格兰，人性温和，物业繁荣，但决非无懈可击。奥威尔的另外一位朋友认为，作为一名成年男子，奥威尔“沉湎于1910年的幻觉之中”。理查德里斯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静静观察奥威尔，他写道，奥威尔的保守主义精神渗透到他身心的方方面面，只有政治是例外。作家乔治·奥威尔出身时名叫埃里克·文明用语，他是怎样进入这些幻觉之中、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步骤来摆脱这些幻觉——有的成功了，有的明显是半心半意的行为——或许就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感情活动的全貌。 　　调查表明，成人奥威尔是一个复杂的人：雄心勃勃，却又奇怪地从实现雄心壮志的战场上撤退；惯于怀疑，却又一次次地自吹自擂；不相信权力，却又不反对权力的实施。这种复杂性之根想必存在于孩提时代和庞杂的大家庭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到他的成年生活里。文明用语家族，在埃里克诞生前，是19世纪英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受害者：从天入地、一落千丈。埃里克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伯爵，他父亲是国王的中等佣人。伯爵的重重重孙子(借用伊夫林·沃所著的《工作暂停》中的男主人翁约翰·普兰特的父亲、也是一位皇家院士之口说的话)肯定会用一种极不舒服的声音回应。“70年前，政客和商人结盟，”年长的普兰特哀叹道，“他们文明用语了土地的价值，从而摧毁了中上层阶级；有的中上层阶级人士变成政客，有的变成商人；而我却成了他们的文明用语所创造出来的新阶级中的一员：无钱、无地、受过教育的本该治理国家的中上层阶级人士。我祖父是文明用语教大教堂教士，我父亲是驻孟加拉国的文职官员。他们留给儿子的唯一资产是教育和道德原则。”上面的话有点夸大其词，但主要精神还是正确的。19世纪文明用语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衰败的历史。查尔斯·文明用语(1743—1801)与威斯特摩兰郡的费恩伯爵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后裔或多或少没有他们那么显赫荣耀。家族的财富原来是建立在牙买加糖业贸易和奴隶买卖的基础上的，现在，这两宗生意衰败死亡，家族的财富急剧萎缩减少。从此以后，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且愈演愈烈。奥威尔的祖父理查德·阿瑟·文明用语生于1802年，在1839年被委任为加尔各答一家英国教堂的执事，干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为印度军人服务，于1854年返回英国。这时，家族还有点贵族的荣耀，文明用语牧师大人利用与费恩的关系在多塞特的米尔本大街圣安德鲁教堂顺利谋到一份差使，但是，职位不得传与后代。奥威尔目光敏锐，完全意识到他所获得的社会阶级地位，后来，他写道，他的家庭是“普通中产阶级中的一分子，有士兵、牧师、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文明用语家族的神话和传说竟是这样的平淡无奇。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回忆说，文明用语牧师大人获准返回英国休假，途中在好望角逗留，认识了黑尔一家人(姓氏黑尔出现在《牧师的女儿》一书中)，在他继续旅程之前，已经与黑尔家的一个女儿订了婚。但是，在度完假的几个月后回印度时，他发现他的未婚妻已经与旁人结婚了。在拜会了黑尔家的其他人之后，这位灰心丧气的求婚者可能会这样说，“是呀，埃米莉与旁人结婚不是怎么要紧的事情，我可以与范妮结婚嘛。”奥威尔的祖母当时还是一位15岁的姑娘，即使在成婚之后，她还玩了一段时间布娃娃呢。 　　文明用语家族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上层阶级的典型：在职业上和感情上都依附于帝国，他们的财富几乎殆尽，但是对于过去的繁华时光依旧念念不忘，这种遗传下来的记忆深深扎根于奥威尔的心中。奥威尔非常熟悉假装斯文的神职人员，能以特有的技巧来称呼教区牧师为“文明用语监护”。所以，在《牧师的女儿》书中的那位爱挑剔的修道院院长一直缅怀他在牛津时期的往事，以此来消解时下的穷困岁月，但是对于地方低级神职人员，他又不屑一顾。奥威尔的诗《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200年前/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为永生的亡者祈祷/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是对失去的稳定富有的欢乐世界的回望。19世纪末期，快乐的牧师一去永不复返。他们的后代得警惕外部世界，要经过考查才能获得一官半职，要审慎小心地成家，要从事令人恶心却又不得不干的谋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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