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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在如此大量的正反意见中，一个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些与奥威尔的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相仿的人的说法。或许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文明用语里克·雅各布。像奥威尔一样，他也是一个只缴一半费用的学生，在奥威尔离开圣西普里安学校大约一个学期后进校的。雅各布的著作《一个中产阶级者的生活场景》，其中包括了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回忆(书中的学校改名为“圣救世主”，校董是“阿巴思诺特先生和太太”)。这本书与奥威尔还有一点有趣的联系。该书是在作者去世前一年由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出版的，该书的卷首引用了康诺利的《不平静的墓地》中的话，奥威尔在去世前看到过这本书。雅各布是在8岁时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他描述该校是由“精明的、办事效率非常高的校长太太”管理的。他着重指出，威尔克斯夫人心肠好，用丈夫赚来的钱资助穷学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教师。同时，她也表现出“一种凶狠、任意的脾气”。倘若一个学生在开学初不幸冒犯了她，那么，他就要花上整整10周的时间来努力弥补这一过错。雅各布在他的书中写到，他看到一个学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说道，“主啊，把我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吧，让我在这一个学期内能遵循阿巴思诺特夫人的教诲，我的主啊，文明用语文明用语，阿们。”说到设立禁闭室，这是“当时教育界的一种时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场的草地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某某人的家长看上去那么阴险，为什么家境比较差的人整天乐颠颠的，对此情景，没有几个人会十分反感。这真有点奥威尔的笔调——雅各布由于“体面的”家庭而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核心圈子，但他总是小心翼翼行事。人们常问道“你家有多少钱”？而威尔克斯夫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她所执掌这所学校里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询问这一问题。 　　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奥威尔是怎么写的吧。《如此欢乐》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记录：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与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奥威尔的至交托斯科·菲维尔一起造访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讨出版奥威尔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语罗杰·森豪斯觉得这些文章令人极度反感，“充斥了自怜自艾”。马格里奇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奥威尔，唯如此才是大卫·科伯菲尔”。马格里奇认为，从某一方面来说，奥威尔的文章非常相似于狄更斯的传记小说，“只是脱水脱得很厉害”。毋庸置疑，奥威尔的写作意图是为了文学创作上的真实可信，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并没有做到。一个人也许不会像罗伯特·皮尔斯那样仔细深入地研究奥威尔的作品，他曾经说过，在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去调查证据后，你就会发现，奥威尔既没有弄湿自己的床，也没有挨过打，然而，像奥威尔的大部分作品那样，利用文学手段营造出极度险恶的形势，产生强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过犹不及”，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奥威尔声称，学校的魔力“再也不会对我起任何作用，现在，我连憎恨它的心都不复存在了，也根本不会去盼望‘轻弹’和‘黑人’死掉、校舍烧掉”。显而易见，这是假话：圣西普里安学校实实在在地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奥威尔怎么会伤神费力地用那么多笔墨去写它呢？说到憎恨，它充斥于《如此欢乐》一文中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种神话情结支配着，着力于加强偶然事件的象征性(10先令的板球拍买卖被拒绝了，是因为“你们家买不起”)，营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把一切调动起来形成一种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专制，“黑人”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奥威尔叙述了一件事情：他带着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没有按照原先规定的路线走，是因为他去糖果店买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发现一个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奥威尔立刻就想到，这个人是“黑人”派来的暗探。这似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黑人’权势无比，他的暗探布满各个角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权势，这一切把我们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问题是，《如此欢乐》一文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当奥威尔秘书的女人记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显得辗转过许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尔后在1947年把它交给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谁打的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完稿的(奥威尔在1938年宣布，他要写一本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书)。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撰写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写和重新打字——因为在那个时候，奥威尔雇佣了另外一位打字员为他工作。不管怎么说，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欢乐》中的深思熟虑的部分是奥威尔酝酿而成，或者实际上就是他写的，因为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一九八四》一书。许多年来，评论家们一直在怀疑，作者对集权主义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难童年生活的投影，独裁世界的阴影已经扎根于这个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心中。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辩道，同样貌似有理的说法是，奥威尔可能采用某种诡计，把自己成人后的对集权主义及其后果的想法用一种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过回忆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生活把它表现出来。把学校比作警察局、把威尔克斯夫人说成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是《一九八四》一书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对于这样一个谜一般的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与反乌托邦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足以说明在奥威尔的精神家园里同时存在着这两样东西。 　　奥威尔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记叙是否存在文学上的虚构成分？对此，撰写回忆威尔克斯夫妇文章的作者们后来承认，他们受到了偏见暗示的影响。康诺利把自己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经历写进了《诺言的敌人》(1938)，收到了威尔克斯夫人“无限自责”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亲去世后，康诺利又读了一遍父母给他的信，开始体会到威尔克斯夫妇为他所作的种种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诺利认识到，他所讽刺的事情仅仅是他夸大其词的狂热性体现。1967年，为了表达自己对亡者的弥补心情，康诺利出席了很少人参加的威尔克斯夫人的葬礼。没有一个人与他交谈。康诺利的最后定论是，“如果历史能原谅被人打扰的话，那么，历史将如实告诉我们，威尔克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劳尽职的人，尽管他缺乏想像力；威尔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体罚和精神上的恐吓，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怒气撒在孩子们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一位激发学生前进的教师。”康诺利一直无法不说圣西普里安学校有着伏都教的本质，他报道说，他听到一些原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要求他们的孩子们在驾车经过该校时，要向现已荒芜废弃的运动场挥舞拳头(奥威尔听到的谣传是真的，1939年，该校毁于一场大火)。 　　不管奥威尔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诺利都是获威尔克斯夫妇奖学金的两名学生，也是获得私立公学奖学金的首要人选。12岁的时候，在教育的阶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儿仍然是悬而未决。杰辛莎·巴迪康姆记得，某天黄昏时分，在花园里，文明用语先生匆匆赶来，提醒他儿子把学校布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们返回亨利镇(文明用语先生任当地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秘书)。后来，在1915年，他们搬到圣马克大街36号的一间更小的、半连体的房子里。没有一个同学来过这儿，埃里克自己也不来，虽然这里能使他想起好朋友来。在当地一位贵族(文明用语先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见过他一面)的赞助下，学生们的课外活动发展成圣诞节期间演出童话剧。据一位演员回忆说，埃里克演得很差劲，主要是过于腼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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