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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凭奥威尔的能力，初步涉足缅甸文化并非难事。他在驿站小屋里阅读的时光表明奥威尔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无声地轻视着——正如弗洛里所为——像进口的《布莱克伍德杂志》所代表的文化（《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的麦克格雷戈尔先生对这本杂志无动于衷），宁愿固守孤寂而追求精神生活。这可能是个错误。弗洛里年纪较大，已经30几岁了，经历过痛苦和冷漠；而奥威尔才20岁出头，似乎享受着缅甸传统的各种社交活动。弗洛里的一个特征是，他对缅甸女人感兴趣。一般说来，单身警官或者单身的文职官员，由于工作在偏僻的城镇，居住的欧洲女人屈指可数，所以就跟当地的缅甸女人有了关系。奥威尔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朋友们，但并没有说他自己是否与缅甸女人有关系。罗杰·比顿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同一位妇女在一起”，可是这句话证明不了什么。人人都知道，尽管有人怀疑女人的存在，还是完全可以把女人放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比顿拜访过奥威尔在英沙的家，结果却看到许多家禽。弗洛里在1913年引诱欧亚姑娘罗莎·麦克菲的情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联想的线索。哈罗德·阿克顿是在20年后才见到奥威尔的，他说他听到过一些关于缅甸女人文明用语荡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故事是令人信服的。利奥·罗伯逊对霍利斯所说的话也表明了奥威尔有缅甸女人这件事是子虚乌有，他说奥威尔喜欢在仰光红灯区文明用语院的水边徘徊。然而，在描述弗洛里与他新结识的缅甸女人玛拉美关系时，奥威尔清楚地知道他所叙述的事情。在他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或者是生活在缅甸以及离开缅甸后不久所写的作品中，出现两首与缅甸女人睡觉的诗。“一种混合着檀香、大蒜、可可油和茉莉花的香气从飘散在脸面前的头发里散发出来”《在缅甸的日子里》叙述了玛拉美开始施展花招的时候，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香气。“正是这种香气令他牙齿打战、浑身激动。”这些真真实实的细节暗示我们，奥威尔至少非常了解一个缅甸女人，与之关系十分亲密。 　　如今，奥威尔要回家了，动机并不清楚。这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辞职，他的离开只是因为他有医疗证明、上级批准了他。他在回英国的途中并没有把自己生病的情况告诉家人。奥威尔后来作了辞去在缅甸警方所担任工作的声明，其语气之坚决确如他对圣西伯利安和伊顿的评价一样。奥威尔放弃了公职。1940年，他对《20世纪作家》一书的编纂者说，“我之所以辞职，部分原因是缅甸的气候损害了我的健康，部分原因是我产生了要写作的模糊想法，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再为文明用语服务了，我认为帝国是一帮恣意作乐、花天酒地的人组成的。”就像对奥威尔对圣西伯利安和伊顿的评论一样，人们对他辞职的声明也有所怀疑，他当时辞职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原始的模糊的辞职念头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的。他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判断准确吗？1923年他在警校训练的一张照片上依然显得精神饱满，但是，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描述他在缅甸期间是“瘦瘦的”或是“骨瘦如柴”。斯图尔特注意到奥威尔的肺部不好，潮湿的缅甸气候对此毫无裨益。还有就是奥威尔反对文明用语的天性，他在缅甸警方任职的后期就有了这种思想，他是失意的煽动者之类的人，当他对怀疑的东西质疑或者从村落的长者那儿听到甜言蜜语时，这种煽动的思想就悄悄地积累起来了。《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某些章节写到了他在缅甸的日子，充满了象征性的时刻——在开往曼德勒的夜车里，他与一个该死的帝国教育工作者待在一起，他们在“憔悴的晨光”中到达目的地，两人就像“犯了通文明用语罪”似地分手。一位文明用语传教使团的教士看见奥威尔手下的一个缅甸人欺凌一个嫌疑犯，就对他说，“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这些生动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没有几年的苦思冥想是表达不出来的。然而，奥威尔坚定的反对文明用语的信仰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扎下根的，可是被隐匿得很好，同事们对此毫无知觉。通常，服务于帝国警界的人是不太会注意异端邪说，那些在缅甸认识奥威尔的人认为他的言论绝对吻合当时的环境。斯图尔特从未想到过奥威尔会反对现存的制度；英国氧气公司化学家马里森认为奥威尔是一个完美的代表人物；一直关注奥威尔的霍利斯了解他在英国的情况，也设有发现他具有这种信仰的蛛丝马迹。“成为帝国警官，奥威尔十分痛苦，他一再强调在私立学校里不应该存在惩罚和鞭打的理论，可是，这个理论对缅甸人不起作用……”奥威尔智力超群，擅长讽刺，深不可测。但是，对待霍利斯，奥威尔肯定比较松弛，或许会流露一些他的真实感情？ 　　回过头来看看奥威尔离开缅甸的情况吧。当初因为生病，他似乎就打算离开了——毕竟只有几个月而已，而且，服务满5年就有法定的假期了。可是，这一切并不能减少同事们的各种各样的谣传。例如，比顿认为，奥威尔的离开是因为他忤逆了地区警察总监。利穆赞太太咨询过的一位警官曾经建议说，倘若奥威尔干这份工作不舒服，他应该辞职，因为他有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时间。 　　最大的可能性是，1927年中期，奥威尔病了，非常思念英格兰，同时又怀疑目前正在从事的这份工作的价值，对自己的将来又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奥威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想好如何公开表达他的思想。2年后，奥威尔在为法国报纸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英国正在无耻地掠夺和偷盗缅甸。”弗洛里声称“大英帝国仅是一部让英国人进行贸易垄断的机器，或者确切地说，是让一帮犹太人和苏格兰人进行贸易垄断的机器”。接下来是一份资料详尽的分析，分析了大英帝国是如何掠夺柚木、稻米和石油工业，是如何文明用语其他国家的贸易，比如像平纹细布的生产和造船业，以此来挤垮对手的竞争。弗洛里的思想核心和“毒害一切”的是“极为仇恨他身陷其中的文明用语氛围”。奥威尔成熟之后，就试图严格区分立场坚定者与趋炎附势者、行政职责与商业利益，在“懒散和贪婪”的驱使下，帝国在远东的前途被糟蹋了。此外，奥威尔对缅甸和缅甸文明用语的态度总是很现实，对缅甸的“民主”前景不抱幻想。1942年，他写道“奢谈文明用语是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缅甸永远不会文明用语”。在一个国际强权政治充斥的世界里，前殖民地国家最好的前途就是卫星国地位。 　　40年代，奥威尔对世界事务的观点又大踏步地前进了。若从1927年的角度来看，人们就会有所怀疑，因为在奥威尔的早年生活中，在他离开缅甸时的那些不成熟的思想应该经历一定的时间成熟成可以感知的东西，人们不可避免地在他创作的作品中发现其充分的表达。这种情况可以分为3类：早期的诗歌和《在缅甸的日子里》中零零碎碎的尝试；1934年所发表的小说本身；最好的两篇随笔，即：1931年8月刊登在《阿黛菲》杂志上的《绞刑》和5年后刊登在约翰·利曼编纂的《新作品》上的《猎象》。奥威尔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有一个可识别的基调：朦胧、自怜自艾、用反对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极致的浪漫(“……我不在乎什么会来/当我埋入尘埃，国王和平民的肉身都会腐败/生命越来越痛苦；我却不在乎/所有的溪流与大海都流淌着鲜血”)。有一首叙述与缅甸女人睡觉的诗，名为《轻罪》，它似乎还有点意思，原因就在于它把精神——一座教堂，一个老处女在教堂里似猫叫春般地喊道“一个关于王冠和鲜血的可怕传说呀”——和世俗(逛“文明用语院”)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奥威尔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劫数、黑暗和徒劳在一首名叫《弗兰克失去统治时》的诗中达到高潮，它叙述了王国的四分五裂，最后提醒读者： 　　想想这些是多么可怕 　　这些沉疴困扰着天下 　　我们死去就能抛开它们？ 　　将来的苦恼不会撵过我们？ 　　可怕的倒是作者写得十分平和，这是为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而作的演习。《在缅甸的日子里》有一份弗洛里“自传”的摘要，它与奥威尔自己的早年生活密切相关。虽然奥威尔创作出来的人物弗洛里比他自己年长13岁，但是弗洛里还是有一个在印度政府文职部门任职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关于弗洛里与其父亲的关系，他说“别人看我们俩像是朋友，沉默寡言让我们生疏，13岁前我很少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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