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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此外，露思·皮特又见证了奥威尔第一次下定决心去收集写作素材，动身徒步去伦敦东部远足，这次努力使得他得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10年后出版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中，奥威尔全面合理地解释了他为什么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深入到伦敦东部最贫穷的劳工阶层。为一个压迫人的制度工作了5年，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谴责。于是，他感觉到自己要逃离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人压迫人的制度”——失败倒好像成了美德。这种想法使他放眼于英国的劳工阶层，他认为他们在英国的状况就像缅甸的缅甸人，是一切不公正的受难者，他们的状况被主导的经济状况夸大了。当时是1927年末，距离那次被一位史学家称为“英国工人阶级拿起又重重放下的上了膛的左轮手枪”的大罢工已经一年半了。1922年奥威尔离开英国时候的“失业率”几乎为零，而此时几乎每份报纸都在大谈特谈失业问题。但在这时候，死要面子的中下阶层还不是奥威尔关注的群体，对他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贫穷，意味着得“残忍地被饿死”。他要寻找的是真正生活在英国社会边缘的人：流浪汉、被生活击垮的人、乞丐、还有街头艺术家。《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对这次采风的收获进行了精心安排，详细地给予了讲述。奥威尔向东出发，在莱姆豪斯大道旁一家贴着“单身男人的好住处”字样广告的旅馆前停了下来，花了9便士。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搬运工、挖土工，还有几个水手正打算玩跳棋。看到新来的奥威尔，一个魁梧的醉汉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奥威尔抖擞起精神打算应对麻烦，结果那个人只是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声说道，“来杯茶吧，伙计。”奥威尔喝了杯茶。“那就像是一次洗礼”。 　　是这样的吗？关于发生在莱姆豪斯旅馆里撞见喝醉了的搬运工的事，没有人会怀疑奥威尔所描述的。但是他对于他怎么到那里的描述却是一个理性化的复杂的心理历程的缩影。可以感觉到他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是后来才发生的。像奥威尔早期的许多作品一样，他混迹流浪汉中的尝试，他呆在“闲散地”（那是流浪汉晚上睡觉的地方）的经历和他最后和肯特郡来的啤酒花采摘工一起度过的日子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在20世纪早期的一些文人中，吸收下层生活、对社会前沿或边缘生活的关注是传统的职业兴趣。好几个奥威尔20岁时就崇拜的作家都在作品中关注过流浪汉，那些肥胖的、醉醺醺的、和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流浪汉。流浪汉的生活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是英国式幽默的主要素材。H.G.威尔斯1910年的作品《波利先生传》中的主角最后就成了一个流浪汉。奥威尔对W.H.戴维斯的《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1908）很熟悉，对杰克·伦敦《深渊里的人》（1903）所揭露的伦敦东部社会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在这些相似的作品中，戴维斯的故事有着和奥威尔一样的背景和情节顺序：星期六来到莱姆豪斯，在旅馆受到醉汉的礼遇不是一杯茶，而是由女房东领到房门口（戴维斯是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汉，在大西洋两岸都是，他后来为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难记》写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讨人喜欢的评论文章）。毫无疑问，奥威尔对于自己写的东西是很心诚意挚的，只要稍微读一些他的社会报告文学，没有人会感觉不到他对于自己旅途中遇到的人的同情。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为自己的写作寻找素材的文学新手。他早期对世界的探索，5年以后都出现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里，其中明显的政治目的、对创作素材的需求以及纯粹的好奇心始终并驾齐驱。 　　意识到可以走一条常规的文学之路，1928年春，他决定到巴黎去。有时候人们会以为这个决定是出于想寻求和探索异域文化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奥威尔远没有想这么多。20年代后期，由于急剧跌落的汇率的吸引——当时1英镑兑120法郎——还有摩格和保尔·得·考克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波西米亚传统，作家们和文学新手们都云集巴黎，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奥威尔迁居到了第5区的第6大街后，有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也紧随其后到了那里。西里尔·康诺利后来发现他头几个月和奥威尔就隔了几条街。奥威尔并没有生活在无产阶级中而是在拉丁人的圈子里：经济捉襟见肘，通晓数国语言，本质上保留着波西米亚人的传统，不是穷困潦倒之辈。《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卷首语描述了“像患了麻风病的房子，彼此歪歪斜斜地对着，看上去奇特无比，好像在倒塌中定住了”，这些话都言过其实了。奥威尔看到了巴黎的贫穷，后来还经历了这样的贫穷，但是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和当地人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与和他一样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巴黎向来吸引着流亡海外的艺术家，涌入的文人多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奥威尔渴望加入他们的队伍。在20世纪20年代初，海明威就离在这条街几百码外住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离这里才20分钟的路程。奥威尔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在著名的德克斯·麦戈茨咖啡馆见过詹姆斯·乔伊斯，但是又不太确定，因为乔伊斯的照片在公众眼前亮相以前，“乔的外貌并不起眼”。传奇般的故事（奥威尔也参与制造了一些）试图将战时的巴黎描绘成一个夜夜笙歌的地方，夜总会门口有被大革命摧毁的俄国贵族的守卫站岗，那些跃跃欲试想要写出足以挫败普鲁斯特小说的有钱的美国人给予资助。现实中的某些方面也确实离这些故事仅有几步之遥了。比如，美国小说家约翰·朵斯·帕索思说：“我们在充斥着恼人的历史气息的小酒吧里闲荡……用粗俗的法语同各式各样的人讲话，有出租车司机、岸边的流浪汉、工人、娇小的妓女、酒吧的门卫、即将出征的法国大兵，我们年轻气盛，充满希望，急切地收集着一切显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迹象。” 　　尽管奥威尔本人可能不愿意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但他确实是属于帕索思所说的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之中的一个。如果说当时到巴黎是到了欢乐的所在，那么当时的作家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如果细细回顾2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你会惊讶当时居然有那么多的渠道提供给原创的作品。比如伦敦就有6家早报和晚报，还有许多一般的“文学”杂志，像《伦敦约翰周刊》，《伦敦信使》还有《皇室》与《半球》，这些杂志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艾里克·沃曾经说，一篇短篇小说，写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寻常的修养），都不会找到地方发表。奥威尔那时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居然连一篇小说都没有被看中。但是，他父亲指责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虚掷光阴是冤枉他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很勤奋努力。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后来的《在缅甸的日子里》的雏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奥威尔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绝函之后被毁掉了，此外有一些关于他这期间的几篇短篇小说的记载保存了下来，还有一沓报刊文章，而这些可能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在奥威尔自己看来他是什么样的作家呢？根据他在1929年提交给一家报刊联合会代理处的材料的标题，他倾向于成为萨默塞特·毛姆和沃尔特·德·拉·梅尔里所称颂的沉静的“乔治亚主义者”。麦克卢尔代理处驻伦敦的代表L.I.贝利签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说：《海神》（贝利觉得这篇小说不成熟，包含了太多关于性的内容），《瓜分皇冠》（描述过多）还有《戴儿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关于性的内容还是太多了）。尽管没有办法称颂或者神圣化这些选题及其处理手法，每一篇听起来倒都代表了当时杂志青睐的文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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