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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重点描述了奥威尔这四五个月的生活，描写生动形象，初步形成了后来的奥威尔式的特殊的写作效果：细节描写生动而冷峻（你会觉得只有奥威尔能写出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唾液的那种变化）；对灰尘、肮脏或者掉进牛奶里的臭虫的挑剔；对那些终身都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的真真切切的同情。随手翻开《巴黎伦敦落难记》的任何一页，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可以称得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铺当衣服时的心理描写；某旅馆的地下通道让他想起巡游舰上低低的甲板（“都很热，很狭窄，弥漫着做饭时的热气，还有厨房炉子发出的‘呼、呼’的噪音，就和引擎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可怕气氛的饭店，在那里你什么都买不起，胖胖的厨师累得筋疲力尽还总被厨房管事虐待等等。描写的真实让这些痛苦更加深刻而真切，你会觉得要编造出像奥威尔所写的那样奇特的事情来实在是很困难的：到虚拟的共产主义社区去搬运洗衣袋、为俄国的一份报纸写文章介绍这样的“运动”。关于某饭店楼梯下的情景——“10来个服务员脱了衣服，露出汗津津的腋窝，坐在桌子上拌色拉，把大拇指都伸到奶油罐子里。房间里弥漫着脏兮兮的食物和汗水混杂的味道”——这样的描述显然是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真实的故事”，书中描写的故事也不是就像它所描写的那样发生的。我们并非要指责奥威尔捏造事实，只是想指出观察和创作之间的差距，以及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技巧性创造、选择和区别对待。 　　奥威尔送给他在索思伍德的朋友布兰达·索尔科德的初版的《巴黎伦敦落难记》中，包含了许多他自己所作的注释：鲍里斯“和书中描述的一样”；关于对共产主义秘密社会的造访，他加上的注释是“我所描述的差不多就是事实上发生了的”；还有他3天没有饭吃的经历，他写道“这确实是发生了”；关于他对“某旅馆”的描述，他注释道“我尽我所能记载我所看到的”。书的第3章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贫困生活的导读性内容，开头写道：“此后的章节并非我的自传，而是我的所见所闻。”在为索尔科德小姐做了这些注释之后不久，也就是1934年，奥威尔曾给这本书的法国编辑写了一篇简介，告诉读者，他并没有夸大事实，只是对事实作了筛选。“我所写的确实在某个地方发生过”，书中人物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身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序言发人深省，极具启发性。比如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体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关于高卢人（法国人）的故事，因为做作的“法国腔”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然而，这种地方特色被夸大了。其中关于下层人民生活细节的描写，比如用蒜头擦拭面包，使味道在嘴里滞留，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刚吃过东西等，读来让人怀疑是描述巴黎人惯常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查理如何在一家妓院诱奸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处女的故事占据了一整章，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从19世纪晚期某个堕落的家伙那里听来的忏悔故事。关于诱骗守财奴卢克把扑面粉当成可卡因买的故事也很难叫人相信。鲍里斯向他以前的某个情妇求助，她给他的信读来也非常地不可信，倒是提供了一些可以同此前的亲英派人物所写的关于巴黎的文章进行对比的观点。《巴黎伦敦落难记》和撒克里的《巴黎掠影》（1840）偶尔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巴黎掠影》中描写了一个英国人自杀的故事，从此人的文件里也找到了他的情妇“菲芬”的一封简短而令人心痛的短信。读了这样的信，你会觉得撒克里即使没有完全转录原信的所有内容，他也几乎记住了信中的所有要点。与此相比，伊冯给她的“至亲至爱的小狼仔”的信，还有她记忆中的“你给我的那些甜蜜的吻”，似乎都被润色过了。读者不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如果读者全盘接受书中所写的东西，那将是对《巴黎伦敦落难记》的攻击——只是读者开始发现奥威尔写作水平转变了。 　　这些恰到好处的改变让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中五味杂陈，感觉像在读自传，又像读奇幻小说，又像读尖锐的社会评论，这些元素就这样混杂在一起，叫人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即便再不可思议，我们仍然可以从那些徘徊在旅馆的过道里或是饭店大厅里的人物身上看到奥威尔的影子。在《巴黎伦敦落难记》中最具有启发性的情节是当奥威尔用有悖于自己的社会准绳的眼光去打量周围人的时候，显示了奥威尔似乎非常不合时宜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偏见。当一个长辈异常气愤地让奥威尔把胡子剃掉时，奥威尔才意识到自己触犯了礼节常规，“像是穿晚礼服却没有戴领带”。作品中最好的地方可能在于作品直指经常光顾这家旅馆的那些有钱的美国人：他们“对美食显然一无所知”，只会用那些恶心的美国“谷子”填饱肚子而已，喝茶的时候还吃橘子酱，饭后喝苦艾酒，花100法郎点了上好的鸡肉只是用来浸在伍斯特沙司里，奥威尔得出的结论是，“大概这样的人被骗了也没什么关系”。可能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爆炸性的话却立刻让作品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奥威尔不再是住在苍蝇乱飞的寄宿公寓里，喝50生丁一包的牛肉汤的、受压迫的洗碗工，而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异类，对那些因机缘巧合而遇到的外国人感到冷冷的蔑视。 　　这样的写作又引出了另一个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奥威尔选择和鲍里斯一起在廉价的寄宿公寓里忍饥受饿，在饭店里做苦力呢？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奥威尔当时穷困潦倒，但是，他的内莉姨妈就住在几条街远的地方，更别提她那些周六聚餐的朋友们了。这样虚幻的安全网络让书中的情节不同于生活中等待救济的日子，尽管两者偶尔会被相互比较。然后我们看到奥威尔通过一个神秘的“B”先生给他关于法国生活的叙述画上了句号，并且自然而然地转接到英国的生活。“B”先生答应给他提供一份工作，让他去帮助一个弱智的人。奥威尔在几个月后的夏天确实曾花了一段时间去辅导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小男孩，可是，这位“B”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一个对等的原型。现实生活中，奥威尔似乎为回到伦敦作了充分的准备，给文学杂志寄去试探性的文章，也通知了他未来的朋友圈。1929年的8月，可能就是叙事者和鲍里斯典当衣服后在塞纳河上捕鱼的时候，奥威尔给《阿黛菲》杂志寄去了一份关于流浪汉的报告文学的抄写稿，题目是《穗芒》。一个月后他又寄了一封信去询问，如果当时他早知道这家杂志已经答应发表这篇文章的话，那年秋天，他就不用那样辛苦了。12月12日，奥威尔给予了回复，答应了该杂志的各项条件，并把他父母的地址留给他们作为进一步联系的通讯地址——是回家的时候了。 　　迄今，他已经离家1年又9个月了。尽管奥威尔很少提起他在巴黎的这段日子，然而，对自己在地下通道的工作一直耿耿于怀的他总会时不时地把这段经历折射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对《巴黎伦敦落难记》的主题念念不忘，奥威尔在写给该书的法国编辑的前言中说，如果法国读者认为他对这个“留给他很多快乐记忆的城市”决不会有多少仇恨的话，他会非常难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段快乐的回忆变成了难以排遣的怀旧情绪。1948年，他在写给一位当时在巴黎工作的年轻的女性朋友的信中说道，“多么希望我现在和你一样在巴黎”，还问她丁香院外面马歇尔·尼的塑像有没有重新塑起来（鲍里斯对马歇尔·尼崇拜得五体投地，为此他曾经在塑像对面的小咖啡馆里逗留，这让人想起幽灵般的他）。1945年他再度拜访这里，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让奥威尔悲从中来。事实上，除了早年的这段经历，巴黎对奥威尔来讲并没有其他的意义。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奥威尔还写道，“你很幸运，20年代的时候，你还小，没有看到那时的巴黎，从那以后，巴黎就惨不忍睹了，即便是战前的巴黎也是。”除了《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他在巴黎的经历只在另一篇发表的文章中有提到，那就是《穷人之死》。这篇文章首先于1946年发表在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当代》上，但可能是奥威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写好的。尽管之间相距了10年，写作手法却非常相似。极具真实感的恐怖描写贯穿始终——小解时忍受极度痛苦的病人，只有维多利亚时代才有的私刑——《穷人之死》文字背后涌动着追溯到１９世纪的奔腾的感情。通过对撒克里和特罗洛普医院里一位虚构医生的描写，使人想起丁尼生的催人泪下的名篇《儿童医院》。文章的结尾回忆了氯仿麻醉技术发明之前的年代，其中奥威尔自己的经历虽然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还是勾起了他原先记忆中沉睡多年的许多文学的以及历史的素材。 　　1929年圣诞节前大概两个星期的时候，奥威尔告别了巴黎的朋友们，动身回英国。根据《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坐三等舱经由敦刻尔克[法国北部港市——译者注]到蒂尔堡[荷兰南部城市——译者注]，然后乘火车到B先生的办公室，朋友告诉他那个智障男孩的父母亲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把他带走了，朋友认为，奥威尔是不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奥威尔口袋里只有19先令6便士，因此，书的第二部分是这样开头的，“我站在大街上，突然想起来我得去借点钱了……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办”。奥威尔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一间便宜的寄宿公寓，于是就在一爿家庭式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准备渡过英吉利海峡了。现实中可能比这更简单，或者稍微复杂一点。总之，他回到了索思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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