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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索思伍德是个小镇，居民总数不超过2千人，尽管这儿也有等级划分，但各个阶层却是互相联系密切。布莱尔家的帮工梅耶也给雷顿的贾克斯家干活，她的女儿埃斯米·玛乔丽，还有奥利夫则在“铜壶”茶馆为阿弗丽尔打工（她们的一个表兄说，那是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的去处”，“非常特别”）。不管奥威尔多想同这样的小镇生活保持距离，他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刚回到索思伍德，没有固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们的评论、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还有一些不认同的看法。但是，梅耶夫人很喜欢他，发现他身体不好，很同情他（“可怜的孩子，看到他的样子，我很难过”）。据那些对他有印象的人回忆，这时的奥威尔给他们的大概印象是，不合群，身体虚弱，好像靠父母养着，不可思议地邋遢（“他看起来总像是3天没有刮胡子了”）。他总是把围巾围上3圈，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以抵御冬天的严寒，大家都知道他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要不然就“梦游般地”在镇上游荡。 　　对于这个传统的家庭而言，奥威尔就像一头害群之马，让他的家人默默地含屈受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虽然被渐渐淡忘，可是，对于30年代的索思伍德镇来说，奥威尔是个异类：自闭、离群、像个游民。他深入流浪汉的生活，对此人们谣言四起，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布莱尔一家饱受谣言中伤（布莱尔夫人曾经就他儿子的失踪给予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复：他“了无牵挂地走了”），梅耶夫人对此深感不安。奥威尔这段下层人民的生活是残酷的。他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故作轻松地打趣道，别人都被我吓跑了，如果咱们在伦敦见面，你不会介意吃放了3天的面包吧？无论如何，我保证不会有虱子，如此等等。奥威尔对于社会问题和对于无依无靠的群体的关注是真真切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露着这些信息，都是关于这些主题的。同时，这些作品后面涌动着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让自己融入那些生活，为此做些事情，虽然他敏感的性格对那些活动很反感。奥威尔后来同戴维·阿斯顿讨论过他的流浪汉的历险经历，戴维觉得奥威尔那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想克服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挑剔和对灰尘、汗水的惧怕，他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承受力。《穗芒》一文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物，精神上他极富同情心，但是身体感官却极端厌恶那种生活，他就在这两种矛盾中痛苦地抗争着。这样内在的张力使得奥威尔在描写那些落魄者还有7便士在小客栈的悲惨生活时格外引人入胜。你能感觉到作品中藏都藏不住的个人恐惧感。对于奥威尔的这些探险，他的其他朋友是不能理解的。有一次，奥威尔在他的历险途中去了布兰达·索尔科德家，布兰达只能感到气愤，“他所做的事情是可笑的，居然去当流浪汉，他有家，有那么好的家人……” 　　这个“家”的其他人都能给他提供一个避难所。次年初春，奥威尔去玛乔丽家和利兹［英格兰北部城市——译者注］郊区布莱姆利的家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弗莱·戴金刚刚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戴金一直对奥威尔没有什么好印象，建议姐夫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不要再痴迷于写作这样不安定的工作了。当他发现奥威尔不愿意融入当地工人阶级其乐融融的周围环境时觉得很吃惊。“他总是坐在角落里……像个死人。”奥威尔住在这儿的一段时间以及后来他回到皇后大街的家里，都在努力写作《巴黎伦敦落难记》。这段时间内，他同时也在写他法国历险的经历，标题是《小人日记》，这本书完全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不久，奥威尔把它寄给了乔纳森·凯普，被拒绝了。梅耶一家人对他的努力印象深刻，也似乎注意到奥威尔不愿意离开他写作的卧室。埃斯米记得他曾经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梅耶夫人最后总会吩咐他们，“去，拿点东西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吃。”对那些女孩子来说，给母亲雇主的儿子送茶和点心似乎是离奇古怪的举动，“他从来不穿好衣服，什么也不做”。 　　除了努力创作《小人日记》之外，奥威尔开始尝试给《阿黛菲》杂志的书刊版写书评。在1930年5月的这一期杂志上，奥威尔评论了刘易斯·芒福德为梅尔维尔写的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成熟的文学批评的一些初步的锋芒：警句可圈可点；对于人类行为举止的睿智的观察视角。“梅尔维尔生活凄苦，穷困潦倒，对生活感到厌倦，但至少他尽情享受过他的青春……而不是像大多数欧洲人那样，接受教育，成为冠冕堂皇、受人尊敬的人物，骨子里却是绝望的。”8月号上，他将伊迪丝·西特韦尔的波普研究同谢拉德·瓦因斯《英国古典主义进程》进行了比较。10月号上，他对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天使之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我们不禁怀疑，会不会有人已经错误地把普里斯特利先生当成一位大师，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谬误之处，却也没有一丁点的闪光之处，我们看不到作者思想的深度，甚至连一点值得回味的幽默都没有。”这本小说只是将一篇“中篇小说”硬拉到了600页，勇气可嘉，展示出来的除了尚对得起良心的诙谐，就是“作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热情地奉献给读者”。奥威尔的这段评论很有意思，因为他列出的东西正是他自己——一个27岁的新手所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的东西：“美”、“思想的深度”，还有“值得回味的幽默”。最后关于“作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热情地奉献给读者”这样的指责听上去像是F.R.利维斯的评论。乍一看，奥威尔对普里斯特利先生的不善意的批评似乎没有根据，因为就《天使之路》的主题来看，受苦的书记员和受挫的老处女，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奥威尔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当时拿普里斯特利先生当靶子是文学界的热点，严肃的人认为，他被哄抬得过高了。此前，沃、鲍威尔，还有格雷厄姆·格林批评他的文章尽是一些恶意的贬低：格林的《斯坦布尔列车》在普里斯特利先生发现其中借描绘一位自鸣得意的畅销书作者“萨夫利先生”，蓄意中伤他的时候，这本书不得不被临时收回。 　　1930年夏天，奥威尔在索思伍德镇的生活似乎有了比较具体的目标。某一次散步途中，奥威尔向布兰达·索尔科德求婚，但是被拒绝了。布兰达·索尔科德告诉他希望两人做朋友。根据奥威尔后来在一些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说，布兰达不希望在将来与他讨论书本，对此，人们心存怀疑。奥威尔还有一些时间是花在河对岸的华尔博斯维克，他在那给一个名叫布赖恩·摩根的小男孩做家庭教师，这个小男孩和索思伍德镇的摩根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他那时10几岁，得过脑灰质炎，所以反应“有障碍”。摩根家生活富足（他们和奥威尔在巴黎结识的“伊迪丝·摩根”可能有一些关联），他们住在华尔博斯维克主干道旁的一幢房子里，还在其他地方有地产。奥威尔搬到这里来指导布赖恩之后，有一个叫多拉·乔治的女孩子常常会观察他，她是摩根家长子的朋友。在16岁的多拉眼里，这位私人教师是个“非常笨拙的消费者”，讲着“磕磕巴巴的句子”，是摩根家开玩笑的对象，“我们常常拿他取乐”。有时候奥威尔和布赖恩在广场上散步，多拉会走过来同他聊天。有一次，奥威尔乘机塞了一张纸条在她手里。原来是一首诗，题目是《黑美人颂》，奥威尔“笨拙无礼的举动”对多拉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这首诗并没有打动她，被她扔掉了。我们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奥威尔作风：非常正式地表达问候和关心；偷偷地把诗塞给一个暗地里觉得他很滑稽的人。10年后，奥威尔就他给《小鬼们》写的书评给作者萨彻夫莱尔·西特韦尔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他在摩根家的这段生活，奥威尔给它加了一个奇怪的脚注，他说，有一次，他和布赖恩在华尔博斯维克的市民广场散步，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块用布作为衬里的纸板盒子，里面放了一些小型的家具，摆得就像玩具小屋里的样子。对此，奥威尔觉得很“迷惑”，觉得这是不祥之兆，这个盒子似乎注定要被他们发现，就像从M.R.詹姆斯的鬼故事里出来的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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