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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6月下旬，仅在他与评论家的最后一次会面的3个月后，《在缅甸的日子里》在英国出版了。这部小说得到了正面的评价，除了保守派有些不屑一顾，例如《泰晤士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者——也许是一个在缅甸呆过的人——认为“这些错误跟那些把东方理想化的愉快的书一样糟糕”，而且还认为，奥威尔对殖民地官员工作率的责难表明“他很难与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相处”。不同的是，《旁观者》的肖恩·欧弗莱恩认为“奥威尔先生有他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阶级绝对让人满意的地方”。这本书有着非常重要的个人价值。在这本书收到的书信中，有一封来自人类学家杰弗里·戈洛的信，他后来成为奥威尔余生中的亲密朋友。西里尔·康诺利也赞赏这部小说，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评论。结果他们在奥伯麦尔夫人的公寓重聚，用烤炉来做苹果牛排。离上次相见已有13年，老朋友一贯的老成模样让康诺利回忆起以前。“康诺利，我看你比我辛苦得多。”这是奥威尔的开场白。康诺利觉得，奥威尔可能会因为他胖胖的、抽雪茄的样子而感到困窘，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一旦重建就一直持续到死亡。 　　也许康诺利在奥伯麦尔夫人家的出现——他是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文学人士的典型——让《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成为焦点。奥威尔在5月告诉摩尔，这本小说进展得还不是太差。他也在利用一些报纸杂志发表他的文学文章。尽管不可能像《旁观者》或《新政治家》这样有名，但《新英语周刊》发表了他在30年代末所写的最优秀的一批文学评论。他对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的评论——这本书一直让他印象深刻——在年末发表于此。另一篇较早的给报纸编辑菲利浦·迈瑞特的文章是3本最近小说的摘要，包括一本他可能会喜欢的书。这是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宏大的伦敦三部曲《天空下的两万条街》的单卷本。奥威尔最初的猜疑很奇怪（巨大的、善意的书，就像蛙卵一样不成形而又迟缓），因为像简陋的街道、绝望的爱情、破旧而优雅的客厅这样的环境，都是他自己所专长的。如果不是因为出于妒忌（汉密尔顿的舞台剧《绳子》被希区柯克拍成电影，由此而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可能性就是因为与J.B.普莱斯利的比较让他不喜欢这本书。普莱斯利在序言中写道：在以后的生活中，汉密尔顿是年轻的《论坛报》作者们崇拜的当代作家。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飘移不定的情感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促进因素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发生了。与凯的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定期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炽热的签字（“带给你许多的爱，许多的吻”）表明他仍然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安慰。1935年春，奥威尔和他的房东在国会山举办了一次聚会。奥伯麦尔夫人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心理学。她邀请了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深色头发，皮肤白皙的女孩叫艾琳·奥桑尼斯。艾琳比奥威尔小两岁，健谈活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晚会结束前他就告诉房东这正是他想要与之结婚的女孩类型。奥威尔就是奥威尔，想要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早期的追求阶段包括在奥桑尼斯的格林威治家附近的荒原上骑马。3个星期内奥威尔求婚了，但只得到不明确的答复。艾琳有兴趣，却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交付给他。 　　就像她固执的追求者一样，艾琳自己也有多种职业。她是爱尔兰血统，但出生在南希尔兹，因为父亲在这里的海关和税务工作。与她同辈的女人不同，她还获得了牛津的英语学位。随后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教课，偶尔也做做职员和管理的工作，还有自己的打字社，然后因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硕士学习而放弃。她不高不矮，有着“心形的脸庞”和“爱尔兰色彩”，说漂亮不如说优雅。艾琳在奥威尔亲密朋友的回忆中从未有一致的评价。安东尼·鲍威尔和他的妻子颇喜欢她，但也记得她“防御的”一面。一个朋友对她的“奇怪的难捉摸的个性”感到迷惑。公开来说，总是先拿快活和效率来形容她。一个独立工党的志愿者2年后在西班牙偶遇她，把她比作“一个快乐的年轻女教师”、积极地帮助独立工党的可爱姑娘。西里尔·康诺利的赞美是真诚却又不透露内情的：她有魅力、聪明、独立。不论她究竟怎样莫测高深，也不论她有多么不可避免的特性，奥威尔这时的朋友都一致同意艾琳让他振奋起来，让他走出了自己，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凯也见过她一、两次，也乐意退出，“她快乐、活泼又有趣，和他是同一层次的人”。与此同时，艾琳不存任何幻想。她对兄长劳伦斯非常忠诚。他是一个胸外科医生，她偶尔做做他的秘书。她意识到血浓于水。她曾经对朋友说“如果我们在世界的两端，我给他发电报说‘马上来’，他会来的。但乔治不会那样做。对他来说工作重于一切”。保留下来的几封艾琳的信都是极好的：充满了智慧、情感，生气勃勃。然而在奥威尔声誉的光芒反射下，她从未得到自己应得的。人们可以去看看奥威尔关于他们在摩洛哥一起度过日子的描述——满是对自然的描绘和气候的观察——根本都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人在那儿。 　　奥威尔以他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着艾琳，尽管在3年前对艾伦娜·杰奎斯可能是个例外。在夏季，他们的关系持续发展，也许因为另一次搬迁更进了一步。8月初，奥威尔、赫彭斯特尔和塞耶一同搬到劳福德路56号，位于爱书角书店南部的肯特郡，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地区。这是一个有3个卧室的两层公寓，一层和地下室分别住着一个电车司机和妻子以及一个水管工及其家人。尽管这里租给了3户人家，但公寓里大部分时间都只有奥威尔、赫彭斯特尔和塞耶。用赫彭斯特尔的话来说就是“通常不在的3位房客”倾向于只用自己分得的房屋部分。这里有种温和的半波希米亚气氛——赫彭斯特尔和塞耶都是有抱负的文学人士——奥威尔成为更为负责的年长伙伴。例如，在租房登记上留的是奥威尔的名字。塞耶回忆他是一个有些“严厉的”合租人，对日常生活很严格但也乐意为朋友帮忙。当塞耶早上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奥威尔给他端上一杯茶——这个年轻人记得他嘴里总是垂着一根烟——他会这样表达自己说“今天不要让我写东西，迈克尔。我现在充满了怨恨和敌意。”回顾过去，赫彭斯特尔承认这个年轻人的确剥削“老埃里克”：他们对这个年长八岁，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种屈尊的感觉。然而奥威尔打算向赫彭斯特尔倾诉自己的感情渴望，9月，奥威尔告诉他说“关于艾琳你说的是对的。她是我很久以来碰到的最好的人。”根据受伤一方的观点，劳福德路也是一次著名事件的发生地。赫彭斯特尔对芭蕾舞的兴趣扩展到了对跳舞女孩们的追求，有一天晚上很晚从剧院回来，喝得大醉，只能爬上楼梯，并弄出很大的声响。他发现奥威尔在那等他。根据赫彭斯特尔20年后对这次事件的描述，奥威尔自言自语说“……有点不像话……晚上这个时候了……把整条街上的人都吵醒了……我不能忍受了……稍微考虑一下……毕竟……” 　　赫彭斯特尔无力地抗议，10分钟后醒来，发现自己鼻子都被打得满是血。他爬进此时人不在的塞耶房间，却被奥威尔锁在里面。他使劲砸门，然后看到他的合租人在他面前挥舞着手杖。奥威尔先是打他的腿，后来又把手杖举过他的头顶，赫彭斯特尔后来形容这一幕说“一种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奇怪混合”。为了躲过挨打，他滚到一边，手杖落到了椅子上。赫彭斯特尔躲过了更多的惩罚，最后还是电车司机和他妻子把这里收拾了。 　　这是一段奇怪的情节，但是在把它作为奥威尔“黑暗面”的证据之前，还要记住不止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关于他的几点。第一是这个事件的确发生了。赫彭斯特尔第二天一早在梅布尔·菲尔兹家寻求庇护，她证实了这点。第二是这事件在多年后被彻底改动了，因为考虑到关于奥威尔的新信息以及他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在手头（例如，赫彭斯特尔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说出“虐待的兴奋”这样一个短语，这与这部作品有着直接联系）。第三是赫彭斯特尔在写到关于其他作家时，他总是有个秘密记录隐藏在表面之下。他公认是脾气暴躁，而且易于憎恨他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比他更有才华的文学人士——伊夫林·沃就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会间接贬低别人的成就。“一个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么还可能是个伟大的作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赫彭斯特尔关于这场楼梯混战的描述中直接出现过，但却随着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回顾同样潜伏在那里。无疑，中年的赫彭斯特尔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的转变期，然而，证据表明这只是两个朋友暂时的争吵。迈克尔·塞耶对这次事件的回忆提到这之中有政治关系，是因为赫彭斯特尔与米德尔顿·穆瑞的关系而引起的。奥威尔当时（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怀疑他有莫塞莱分子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友谊仍然继续着，奥威尔年末的信中没有任何委屈愤恨的痕迹。如果碰到一个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尔肯定会对他敬而远之的。 　　无可非议，奥威尔有着权威的一面：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缅甸警察。关于杰克·伦敦，他认为他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倾向——这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写出了老大哥这样的独裁者、101号房间和装满饥饿老鼠的笼子。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别人的——读者会感到他了解这一切，他是为自己而写的——但是，如果把举起的手杖当成奥威尔极权主义阴影的象征的话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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