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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对于要去哪里，在奥威尔的脑海中可能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想法。《阿黛菲》拥有一系列地方代表和代理人，理查德·里斯承诺把这些人的地址给奥威尔，但是却没有。奥威尔把在曼彻斯特留在邮局待取的地址给了里斯。离开伦敦前，奥威尔写信给《凯列班的尖叫》的作者，杰克·希尔顿，询问他是否可以来希尔顿的家乡罗奇代尔和他一起。希尔顿当时正在积极参加还处在萌芽期的全国工人运动并且手边已经有了一些相关数据。他建议把维根当作来到北方的南方人认识了解萧条的北方全部情况最好的地点。奥威尔很有可能打算去曼彻斯特，然后利用里斯的联系表来策划一个合适的去彭宁山脉东部和西部的路线。到2月3日，他已经走过了汉雷和波斯勒姆两座陶镇。那里天气非常冷。满目尽是贫穷的景象，奥威尔注意到在街道上满是邋遢的居民和低等的商铺。鲁德雅湖是在他的路线上的一个市立康乐设施，使他非常的失落。因为冬季的关系，这个湖已经关闭了。上了冻，表面覆盖着冰，裂成一块块的，被风吹到了湖的南端，上下浮动、叮叮作响。“这是我听过最为忧郁的声音了，”他想，并记下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这个图像后来被用在了一部小说中，被描述成一根香烟在浮冰中上下晃动。他又接着向另外一个青年旅馆挺进，住在一个仿19世纪的城堡里，那里有数不尽的石头通道，用蜡烛照明。这时候，他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奥威尔数了一下，只剩下2英镑6便士，连再住一个晚上的钱都不够了。第二天破晓，非常冷，他不得不先在火旁烤烤手才能穿衣服。他仍然向西北方向前进，继续大步走向曼科勒斯菲尔德又走了10公里，终于在下午到达曼彻斯特。这时危机出现了。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关门了，并且找人兑现支票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不想在街上过夜，奥威尔典当了他的围巾，得了1英镑9便士，用作住宿。幸运的是，奥威尔的信到了邮局：他可以找到帮助他的人了。 　　和爱慕虚荣的伦敦相比，西北地区的鹅卵石砌成的街道、工厂的烟囱和泛着油光的河流对奥威尔的想像力有着直接影响。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第一章中，奥威尔披露了一个内情，当他在寄宿旅店的卧室中，一个带着伦敦腔的商人不知何故猜想他也是个南方佬。“这些家伙”，他气愤地叫道，“这些该死的家伙！”这是对维根寄宿旅店房间标准的抱怨，但是，事实上，在更深处却代表着真实和想像、南方和北方、城里和城外、富有和贫穷的分水岭。毋庸置疑，奥威尔的敏感、热爱自然的那一面被他在北方所发现的场景震惊了：充满浓烟的空气，施放有毒物质的工厂，玻璃破碎的银行。他以前的贫穷经历，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东区的客栈，都没有让他准备好如何面对南约克郡的贫穷。接下来是一个发现之旅：在文明的废墟中，孤独小心地前进。“凶暴的，恐怖的，残忍的”——所有奥威尔钟爱的形容轻蔑的词在他对英国北部特伦特的描述中都被使用出来了。同时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核心部分，正如奥威尔小说核心部分的孤立人物一样，这种人物形象并不是对小说作者本人的精确描述，而是作为提供显著素材的报道文学的消息来源。奥威尔，可能会被说成只身前往一个充满敌对势力的世界。事实上，他的每一步或多或少都是在祝福和诅咒中走过的。这不是报道文学的价值问题，仅仅是对奥威尔使用方法的强调。《巴黎伦敦落难记》也是采用了相似的手法，以此让他和他周围的人分开。 　　奥威尔不可避免地乘坐火车去了考文垂，带着他生命中的其他东西，包括和艾琳的关系（只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日记中提及过）以及他最新一本书出版中的不稳定事宜。事实上，关于《让叶兰继续飞扬》的出版问题跟随奥威尔好几个星期了。在奥威尔启程后不久，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多萝西·豪斯曼的信，她是维克托·戈兰茨的同事。这封信包含了哈罗德·鲁宾斯坦对他提出的各种可疑的通路的解决方法的评论。奥威尔回复了这封信，并把手稿寄给了印刷工。接着在2月中旬，诺曼·科林斯写信给他要作进一步变化，大部分原因与虚假广告有关，这些广告与事实有着让人不如意的关系。这封信非常详尽，甚至超过了奥威尔在月底前需返还的校正过的部分。在那个月月底前，奥威尔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奥威尔很恼火，不仅仅是胆怯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无能啊——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要求他早些处理这些事呢？——他的愤怒最终在给戈兰茨的电报和给摩尔的信中爆发了。这本书就这样被“毁掉”了，他抱怨道。他与诺曼·科林斯在战争中建立的关系就在这次争吵后再也没有恢复过。首先，他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心，那些诡辩似的细节会威胁到他的观察，这使他非常生气。当看到戈兰茨所要求的那些变化时，或许会明白他的意思。可是远在150英里之外、完全沉浸在新工作中的奥威尔是不能明白的。 　　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奥威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传统的观点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时，戈兰茨不惜付出大代价委托为奥威尔为他刚刚成立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北上调查一则消息。这次经历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使奥威尔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信仰者，或者说，至少增强了他本来就对它的兴趣；他的所见所思成为这部书的源泉。事实上，每一部分都需要充足的条件。有着特别橘红色标记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就是《通向维根堤之路》最终发表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戈兰茨眼中只有这一处风景。其实，出版人、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思查克在午餐桌上酝酿的最初计划的时候只比奥威尔启程早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就是对奥威尔预付款问题。据杰弗里·戈尔所述，奥威尔告诉他，戈兰茨对整个旅行承诺支付500英镑。就奥威尔的要求来说，这笔钱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不仅是平常两年的收入，还够他结婚的费用：他当下就接受了。但是，就我们对戈兰茨的了解，这样的宽宏大量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他非常喜爱奥威尔的著作，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在戈兰茨经手出版奥威尔著作的3年中，奥威尔的总收入也不超过400英镑。为了一个还未成形只能想像的作品付现500英镑，在整个戈兰茨的出版生涯中都是没有过的（金斯利·埃米斯可能会在20年后抱怨他的主办者是如此的吝啬）。而且假如奥威尔突然拿到了两年的薪水，为什么他在1936年的下半年会那么的拮据，并且还兢兢业业做了赫特福德郡村庄的店员来补贴他的文学新闻事业呢？似乎更可能的是，戈尔被奥威尔在他著作出版后从书中赚取的利润弄糊涂了，可能只有50英镑，是戈兰茨在2月和3月中给他补助的差旅费。 　　对于这件事不完全了解的另一个标志是，当奥威尔启程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脑海中对要写什么只有最模糊的印象。他对里斯报告，整整4个月的旅行，他收集了许多数据，记录了许多笔记“尽管他还没有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们”。到了10月份，他回来半年后，他思忖着写一本散文集。在这段时期，从戈兰茨写给戈尔的信来看，戈兰茨想知道奥威尔决定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交付委托的手稿。如果他最终的目的在这个阶段还未完全确定，那么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赞许或是对它最真实的理解。譬如，为奥威尔介绍的人之一的里斯被描述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奥威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距离可以同禁酒运动和妇女运动相比较。以相同的方式，在利物浦做的有关市立住房政策的调查，尽管是保守派鼓吹的但对他而言，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激起了他的一些不太专业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奥威尔对于政治的看法，正如他计划要写的那种书籍一样，都在坚持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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